《北京文学》与一座小城 

夏  涛

    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一个有83万多人口的县级市，现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市。这个苏北小城与首都一家名刊《北京文学》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缘。

    1980年10月，创刊30年的《北京文艺》审时度势，改名为《北京文学》。为使改刊后的《北京文学》一炮打响，编辑部的同志们上下一心，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认真筹备“小说专号”。待一切就绪之后，就在全部稿件将要下厂付排的前夕，《北京文学》负责人李清泉却作出了一个后来使全国文坛为之目炫，甚至也引起海外密切注视的举动。他毅然决定，从已编好的“小说专号”中抽下一篇，改用他自己费尽气力、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挖掘得来，又苦苦思索几个夜晚才下决心采用的短篇小说，这就是汪曾祺的《受戒》。（摘自陆建华先生著《汪曾祺传》）

    《爱戒》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小说专号”上一出现，使当时还处于中心位置的文坛为之惊喜，有种横空出世、石破天惊的震撼。正如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受戒》的问世，立即在文艺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中青年作家吃惊地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更多读者则是被《受戒》独特的题材、诗意的描绘所吸引，明海啼笑皆非和小英子身上所体现的善良的人性，美好的人性，不仅为人们所普遍认同，更得到他们由衷的赞赏和发自心底的喜爱。”

    “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是这座城市的文脉，苏东坡和秦少游等宋代四学贤相聚的文游台，成了城市重要的文化标志。建在文游台的汪曾祺文学馆内，显著位置陈列着一本汪曾祺代表作《受戒》的首发刊物《北京文学》。可以说《北京文学》是这座小城人的文学圣坛。

    《受戒》发表后，汪曾祺盛名传回乡里，汪曾祺受邀重返他阔别42年的故乡时，小城里好多文学爱好者就捧着《北京文学》刊物，请汪曾祺签名。到了1986年秋，已驰名文坛的汪曾祺再次返乡，还在一个小城知名作家收藏的发表《受戒》的《北京文学》题图旁，写下了一句“明海不是我！”后爽朗大笑。签过名，向围观的崇拜他的读者们解释说：“因这篇小说文末小注了，写43年前的一个梦，便有人猜测作者写的是我自己。”

    汪曾祺逝世后，高邮这座小城和《北京文学》这份名刊，几次都是同时举办隆重纪念活动，寄托着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怀念。

    汪曾祺在文章中写道：家乡高邮是个水乡，文风很盛。从这个小城走出去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干，文学评论家陆建华等小城一些知名作家，都曾在《北京文学》发表过他们的重要作品，小城的文学人心中把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当作文学的最高荣耀，而《北京文学》对这个小城的作者们又予特别的青睐和善待。在小城有关文学的聚会上，总是要有人提起，最近谁给《北京文学》投了稿，谁得到了《北京文学》哪个编辑的回音，《北京文学》又发表了高邮某作者的作品，小城的文学人喜把《北京文学》编辑的名字挂在嘴边，就像说起身边同事一样亲切。

    这几年，高邮的青年诗人王玉清在《北京文学》上数次发表诗作，其妻王梅香继小说处女作《小村荤后素》在2008年第六期《北京文学》发表后，又在今年的第四期发表了小说《脏水》，引人注目。当地新闻媒体大力推介，地区电视台还录播《天山情歌》专题节目，使《北京文学》在这座小城“洛阳纸贵”，互相传阅，成为当下的文学盛况。他们夫妻因此从一个叫天山的乡村，先后被调入小城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

    小城的书摊书店纯文学报刊已难觅踪影，可偏偏大大小小的书摊上，却有《北京文学》出售，这可说是一座小城与《北京文学》依依相恋的情结。

    小城专事文学评论的作家戎平，最近为我推荐了一篇小说给《北京文学》，很快接到了编辑部电话，一个女性声音亲切地告诉我说，当今中国小说不缺故事，缺少的是语言，希望在小说写作时注意语言的打磨，能用三个字表达清楚的绝不用四个字。中肯的提示，使我想起汪曾祺曾经说过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句话。这座小城走出的已故著名作家和《北京文学》这份名刊的年轻编辑，竟一脉相承着同样的文学理念和小说追求。

    《北京文学》编辑们对小城作者们的热诚和认真，小城文化人对《北京文学》不改的热爱和真情，及对同一个著名作家汪曾祺的追忆和怀念，是这座小城与这份名刊永远扯不断的纽带。

责任编辑   王秀云

几位老编辑

高  鹏

    《北京文学》引领我走向文学创作之路。

    我自幼爱好文学，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从上初中开始，作文经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

    1956年9月高中毕业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得到电子工业部第718厂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范旭光的赞赏，被录取为该厂职工，安排我在宣传部当厂报《烽火报》编辑。1958年秋天，为繁荣职工文艺创作，厂党委宣传部召集了几个爱好文学的职工，主持成立了厂文学创作组，我是首批成员，每周活动一次，讨论文学创作问题。大约是1958年12月初，有一天文友果瑞卿找到我，递给我一本11月份的《北京文艺》，要我为上面刚发表的小说写一篇评论，并介绍我结识了《北京文艺》评论组的编辑戴其锷同志。过了几天，我选择了一篇小说，将写好的一篇评论寄给了《北京文艺》编辑部。因为是初次投稿，没料到，过了几天，这篇稿子经过戴其锷同志修改后，竟然在12月份的《北京文艺》上发表了。速度之快，令我感到惊讶，喜出望外，激动不已，对我的写作鼓舞很大。虽然只不过是一篇1300字的短文，但当年对我这个习作者来说，却意义重大。这是我正式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处女作，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着实让我兴奋了几天。这篇短稿的发表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引领我走向文学创作之路。从此，我不断给报刊投稿，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从1958年到现在，先后在《人民日报》《散文选刊》《安徽文学》等几十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篇，作品曾十几次在全国、北京市和朝阳区获奖，先后参加了北京写作学会、北京杂文学会、中国散文学会。创作简历已入选《中国散文家大辞典》。

    所以，我能走向文学创作之路，把从事文学创作的梦想变成现实，《北京文艺》是我的引路人。我衷心感谢并永远铭记《北京文艺》的编辑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韶光易逝、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53年过去了，追昔抚今，令我浮想联翩、感慨万端。饮水思源，我和文学创作组的文友们都很想念当年那些辛勤培育文学小苗的编辑们，和蔼可亲，耐心细致的戴其锷先生、周雁如先生、孙迅韬先生，你们现在哪里，身体可好？如今，作为你们提携过的学生，我虽然已年届八旬，垂垂老矣，但精神尚好，依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笔耕不辍。如今，《北京文学》已经成为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今后，我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北京文学》写点稿子，积极支持《北京文学》开展的一切活动。

    衷心祝愿《北京文学》越办越好，为繁荣文学创作更上一层楼！

责任编辑   师力斌

《北京文学》：夏日里的一缕清风

于剑波

    2010年7月21日16点54分，还沉浸在午间酒后醉意之中的我被婆告知：北京人给你打电话了！她是用座机接的，回话说我出去了，她当时还不知道我在另一间屋子睡觉醒酒。

    我立刻拿起身边的手机，翻出未接电话，01066067321，我的心真真切切地“叮”了一声，醉意全无。

    我回拨了这串吉祥号码，一个柔和沉稳的女声对我说，我前期投寄的中篇小说《昨夜星辰》写得不错，只是六万字的篇幅太长，能不能改成三万字左右。然后又说了几句具体修改意见，还大致了解了一下我的创作情况。

    作为一个在文学路上跋涉了三十余年的广种薄收的庄稼汉，我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尽管我对自己的文笔向来信心颇足。

    如果不是真诚，不会既打座机又打手机；如果不是真诚，语气不会那样柔和沉稳。

    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但却没有到过梦中常去的北京。在俺们半岛人心中，北京是一个了不得的地方。60周岁的《北京文学》，正像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老大哥，其待人之诚水准之高，绝不是什么“省级”所能涵盖的。

    投稿时，我曾在小说后附诗一首：听说北京离首都最近/俺也想撞撞大运/作为一个北方庄稼人/认定秋天的雨是多余的/因为它会淋湿收成/让希望荡然无存/偶像是张承志/此人常让我泪湿衣襟/营养师说酸味养人/我的葡萄常错过收获期/它们总奢望着让冰雪检验/落伍的良心。

    惴惴之心可见一斑。却还像孩子一样，没忘了拿出自己的偶像壮胆。因为特殊的身世和经历，更因为缘分，我光荣而悲伤地成了张承志作品和人品坚定不移的崇拜者。或许，我能当面聆听张老师教诲的唯一途径就是努力写作，《北京文学》就是我实现这小小心愿的良师益友和不朽的桥梁。

    我坚信拙作《昨夜星辰》会在《北京文学》灿烂的星空眨上几眼，虽然，那个柔和沉稳的声音并没有对我许诺过什么。

    毫无疑问，只要活着，我将终生订阅这雪中送炭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不管她发不发我的作品。明年我还要订阅《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当然，以前订的那些或华而不实或徒有虚名的“名刊”“大腕”，我就要与之拜拜了，因为我是一个穷人，有限的钱不敢用到仅仅是给那些吃皇粮的名刊大腕们锦上添花的无限虚荣之上。

    写小说的人肯定对人名感兴趣，给我打电话的编辑老师叫王秀云，这名字朴实得就像俺们邻居家的姐姐妹妹，亲切。

    天气预报说今天最高气温25℃，又没有风，在咱胶东沿海算是挺闷热的一天，可是在放下手机的那一刹那，我却觉得有一缕清凉的风从心田掠过，令人振奋。

    傍晚，又有酒友打来电话邀去喝酒，我回答一句“不去”就关了机。在没有把《昨夜星辰》改毕之前，我只能暂时给自己发一道禁酒令。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