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象两个可能的情景———
　　情景一：当你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子的时候，老公立即请你躺在沙发上，慢慢地听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孩子很快来到你的身边，为你端上热茶，告诉你不要紧张。于是，你逐渐地平静了下来。
　　情景二：你没有任何其他朋友，你一个人生活。你独自回到一个人的空房间，生活的一切重担你都一个人扛。没有任何人需要你去叫或者去看，你不能指望什么可以让你平静下来。于是，你开始喝上好几杯酒，或者抽完了好几支烟。
　　这两个情景显示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对于恢复心理创伤是不可少的。
　　
　　完全出乎预料，这样的情景故事竟然让性格外向的吴红听得眼眶湿润，她抬眼看我：“啊，讲得太好了！”停顿一下，“老师说得对，我在‘这边’也该好好生活了，我得赶紧找个可以靠的肩膀了。要不，一到夜晚，就太孤独了。”
　　
    “光棍”父子共同寻找“另一半”
　　汶川映秀镇中滩堡村灾民板房安置点，位于垮塌的映秀漩口中学对面的平地上，与地震灾区多数灾民安置点不同，这个不算大的安置点像是一片餐饮住宿业的海洋，每一排板房的口子上都贴有旅店或饭馆的招牌。
　　“光棍父子”黄长寿和黄军远近闻名。在饭馆老板的指引下，我在板房内见到了他们。
　　说明来意后，26岁的黄军脸上先露出了笑意：“老爸终于找到他喜欢的婆娘了！咋想都是件美事！”
　　说起找到婆娘的事，52岁的黄长寿乐得一时合不拢嘴，“都是缘分呀！”“老树开花”撞上桃花运的黄长寿，并没有忘记为人父的职责，如今他见到人总不忘记跟人家说上一句：“我家黄军地震时也失去了婆娘，你能为我家黄军找个合适的对象不？”
　　原本家境殷实的黄长寿、黄军父子，相互失去另一半后，先前那股家的温馨和甜蜜早已荡然无存。但日子还得继续。父子俩从废墟上爬起来，揩干泪水，驾驶着机动车与乡亲们一道，迅速加入了重建家园的行列。
　　然而家园是家园，家园不可能代替“家”，有男有女在一起的日子才是两个人的最终归宿。为此，父子俩都在心里头默默惦记着对方的“终身大事”。
　　黄长寿额头宽大，开口说话，便显露出那两颗银色的假门牙，且唾沫星子四溅；侃侃而谈的嘴巴上面，急速变白了的那道胡茬子，分明在提醒着人们，这个健谈的男人曾经遭遇过沉重的打击。
　　“地震前，老爸那道胡子可是黝黑黝黑的哟。”儿子黄军在一旁插了话。
　　地震时，黄长寿与黄军恰巧都不在家。他们返回家时，发现自家的三层小洋楼被震塌了，妻子与儿媳一起被埋在了废墟下面。
　　罪孽深重的大地震，留给黄长寿的是痛苦与泪水，唯独提到两个孙儿时，他的嘴角才会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映秀幼儿园死了20多名孩子，但我5岁的黄孟桃、3岁的黄孟超却活了下来，这是上天对我黄长寿的恩赐呀。”
　　另外，黄家父子安家立命的两部机动车并没有被震坏。地震前，52岁的黄长寿就会驾驶多种交通工具，三轮车、小货车、面包车、大货车与小轿车。由于掌握了一门技术，不止在中滩堡村，在整个映秀镇，若论进入村级小康生活水准，黄家父子都是算得上的。一大家子6口人（黄长寿夫妇，儿子和媳妇，两个孙子）住着一幢外表漂亮，屋内装修精致的三层小洋楼，小日子过得甜甜美美。很快，黄军也学会了驾驶技术。黄长寿开着小轿车，黄军驾驶着大货车，父子分头跑业务。那光景，嘿，别提了！黄长寿说。
　　震后，映秀灾区步入了重建行列，黄家没有被震坏的两部机动车很快就找到了活路，这也算是给了受灾的黄家父子些许安慰。
　　生计倒是不用愁了，但料理家务却成了父子俩必须面对的最恼火的一件事。原先他们最爱吃的炒腊肉，现在怎么炒怎么吃都不香。煮饭不是掺水多了，就是欠点火候。“最头痛的还是两个娃儿。”26岁的黄军说。“屋子被两个小东西搞得脏兮兮的，还老哭，有时哭起来咋哄都哄不好———尤其是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人家孩子被当妈的领走后，刚才还玩得欢天喜地的两个小东西，哭着扭着要妈，那真是要了我的命！”
　　说起两个成天哭闹的孙子，黄长寿在一边说最苦的还是黄军。地震后，他一夜间眼角就增加了多道皱纹！
　　“看来这家里没有女人不行呀！”很快，父子俩对此迅速达成了一致：筹钱建房先搁一段时间，趁早找婆娘才是正事。两人各自忙着寻觅另一半时，相互在暗地里托媒人帮着对方介绍。黄长寿见人总不忘问上一句：“你能为我家黄军找个合适的对象不？”而黄军遇到熟人也会说：“有合适的女人没？帮我家老头介绍下。”
　　2009年元旦来临之际，黄长寿率先找到了如意对象。
　　那天，先找到婆娘的老子请儿子去饭馆吃饭。父子俩吃着喝着，说着筹办婚事的事。黄长寿规劝儿子，你也不能太挑了，因为你身边还带着两个“拖斗”（指孩子）。说完，又安慰黄军：2009年，我们这个家头等重要的事情不是筹钱建房，而是帮助你找个好婆娘。
　　黄长寿找的婆娘叫何建君，比他小九岁。几年前离异的何建君，家住都江堰，膝下的一个女儿远嫁到了山西太原。多年来，她一直在寻觅着人生的另一半。汶川地震后，经常看电视新闻的何建君，被媒体报道的灾区男人的坚强和责任所感动，择偶标准有了新变化：嫁给一个在地震中因天灾失去女人的男人。很快，适合条件的黄长寿开始进入何建君的视野。经人介绍，去年11月的一天，黄长寿开车前往都江堰与何建君见面。乍一见，黄长寿说那感觉像触了电，两眼发直，心跳加速！他说何建君衣着得体，人也漂亮，一句话，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何建君对黄长寿的两颗假门牙也没有“先入为主”的印象，相反，她认为“这人很憨厚，可以交往”。
　　在黄长寿返回映秀前，何建君主动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了一张小纸条上，塞给了黄长寿。
　　十几天后，何建君只身来到了映秀。黄长寿说，他们两个大龄成年人，在一起相处得很自然，“没办法，幸福来了挡都挡不住，被自己中意的女人看上了的感觉，嘿，泥巴做的夜壶———别提！”这时，黄长寿那对银色的假门牙会立即暴露在你面前，并溅出股股唾沫星子；嘴里喊着：“我新找的那个婆娘你看到了没？咋样，漂亮吧？”然后，他会发出一阵自我陶醉的笑声，那样子跟喝酒喝高了，买彩票中了大奖差不多。
　　2009年春节来临之际，黄长寿开始忙里忙外，准备庆贺。然而，一个简短的电话败坏了他的好心情！
　　何建君在电话里告诉黄长寿：“我俩结合，可能不合适。”
　　“我很喜欢她，与她在一起的感觉也很好，为啥她说我们不合适呢？”黄长寿从先前的“笑面虎”变成了眼前的“祥林嫂”，逢人不见了咧开嘴的假牙，而是一个劲儿地自言自语地唠叨。
　　热恋中的父亲突然遭遇“失恋”，黄军既爱莫能助又哭笑不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反复劝导父亲：“天下也不只是她一个女人，说不定下一个更适合你？”要不，“实在不行，就另找一个呗。”“不行。”黄长寿很是倔强。“我一定要去问问她，我们为什么就不适合？”说完这话，他直直地看定黄军：“儿耶，你说她为什么就要拒绝我哟？”
　　 黄长寿一个人冥思苦想了N种可能性：“我的外表不过关？”“我的家境差？”“或者，她是嫌弃我们家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小娃儿，怕劳累？”……
　　自己的婆娘没谈成，却一点不影响黄长寿为儿子的婚事操心。
　　然而，黄军对父亲却有些不买账：“我不急，看缘分吧。”说着话，他收到一条手机短信，黄军起身，穿上外套，说了声“对不起”，转身出了板房。他最近几天晚上经常出车去帮工地拉土石。
　　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黄长寿却缺乏这种“平常心”。黄军刚离开板房，他就凑近笔者，压低声音说：“你跑采访，走的地方肯定多，北川那边或者其他地方有合适的女子，你就帮我儿子介绍一个吧。”
　　之后，黄长寿又一次扯到自己跟都江堰何建君的事。他说就这两天他要开着车去一趟那边，把“准婆娘”何建君接来（接不来就“绑架”），一家人在一起过个春节。之后，再说“合适不合适”的事，执着的黄长寿相信“事在人为”。
　　　　　　　　　　　　　
    “我不可能喊你妈”
　　菜摆好了，整整10个，那情景不像是祭拜，倒像是给家里人过生日。郭家的祭拜早已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的祭拜有些特别，这天是11月22日，郭顺清的儿子郭启超的生日，既祭拜了妻子，也给儿子过了生日。
　　地震过后一个月，郭顺清找人挖出前妻艾桂荣的遗体。火化后，他将遗像和骨灰请回家。从阴历七月初四起，持续烧香祭奠110天，“这样她的灵魂才能安息。”
　　三炷香点燃了，透过袅鸟上升的青烟，照片上的妻子在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原先她坐的位子边上站着另一个女人。
　　退在一边无声看着爷儿俩祭奠的女人叫乔立萍。烟雾缭绕中，乔立萍眼神木然。祭奠没有她的份，但所有祭奠的菜都是她做的。
　　老公在地震中遇难的乔立萍，已经为郭家做了55天的饭，郭顺清有47天在晚饭前祭拜亡妻。“即便这样，他的儿子还是不能喊我妈。”乔立萍对此很是郁闷。也有让她感觉欣慰的事，上个月，她操办闺女出嫁，郭顺清为她主持了祭拜前夫的事。
　　郭顺清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祭拜完亡妻，闪在一边；让后面的儿子上前跪拜。
　　郭启超始终怀念着母亲，他和乔立萍没什么话说，只是为了父亲需要照顾才接纳了乔立萍。地震后，郭启超见父亲听力下降，视力模糊，一副老态龙钟样，这才对父亲再找一个女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要找就找个能照顾他的。”
　　早在儿子生日前一个多月，10月12日晚上，郭顺清召开家庭会议，专门讨论接纳乔立萍的事。
　　那天晚上，乔立萍真想不去郭家。在她看来，当事人在场与不在场，情形是不一样的，郭家子女同意就不说了，如果不同意，那不是让我当场下不来台吗？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乔立萍不至于连一棵树都不如吧，任你们像商品一样挑挑选选！
　　看她迟疑，郭顺清一把拽了她，说开个家庭会，是给他们面子，我把事情都讲清楚了，他们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顾不到那么多了！话虽这么说，走在路上，乔立萍心情还是有些紧张。郭家子女真要不答应，那在一起过日子多尴尬呀。
　　在乐山的女儿郭艳赶回了家。除此，郭家还有些其他亲戚。而乔家只有乔立萍一人。郭顺清宣布后，等待着家里人的意见。
　　没人说话。
　　“你无法代替我妈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我不可能喊你妈，如果以后对我爸好，大家就过得去。”郭启超突然说。
　　又是沉默。这次沉默的时间似乎特别长。
　　“我其实有心理准备。”乔立萍说，毕竟都失去了亲人，大人都不能接受，何况是孩子。“我儿子也一样，让他喊郭顺清爸，他也不喊。”
　　当晚，乔立萍和郭顺清都表了态：今后对两边的孩子像对亲生孩子一样，一条心。
　　但郭启超依旧不爱搭理“像对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的乔立萍。他很少和乔立萍说话。乔立萍喊他，他答应一声就走。更多时候，他和女朋友呆在上面板房，父亲和乔立萍在下面厨房里说话。
　　一个人的时候，郭启超就想母亲艾桂荣。
　　妈妈在时，郭启超很少做家务。他住在三楼，有时睡到早饭时还没起床，妈妈会在楼下喊，“儿子，买的馍馍和包子要放冷了。”
　　郭启超说，再喊不起来，她会给我打电话：“喊你起床，连腔都不吭。”
　　艾桂荣性格开朗随和，能跟小超的朋友聊到一块儿。上中学时，小超的一个朋友交了女朋友，艾桂荣说，一起带来请他们吃饭。
　　这些，她乔立萍做得到吗？
　　不止是乔立萍，郭启超同乔的儿子王聚川也隔着距离。
　　两个中学生在一起讨论过父母的婚事。王聚川起先也不同意，但尊重母亲的选择。与郭启超一样，王聚川认为经过地震，能活下来就已经不易，他希望母亲过个安稳日子。
　　经过长时间观察，王聚川认为郭顺清人还可以。但要他去亲近这个死了老婆的人做不到，要管这个人叫“爸”更是不可能。
　　王聚川有时也回家，但只是为了看母亲，他不会到郭家去吃饭。
　　“尝试婚姻重组。”郭顺清这样说他和乔立萍的婚姻重组。
　　“出于情感、生活的需要，在北川擂鼓镇，像郭顺清这样尝试婚姻重组的还有数十对。”北川县民政局副局长杨永富说，地震后预计全县将产生2000多个单亲家庭，2009年将出现婚姻重组高峰。“震后重组最难的是那些带着十多岁上学娃娃的家庭。一些重组家庭要顾及到前夫、前妻的父母，以及现在双方的父母，最多的要赡养8个老人。”还有，就是怎么走出丧失伴侣的阴影问题，地震后的债务问题等等。
　　然而，在“试婚”中的郭顺清发现，震后的婚姻重组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
　　“应该把自己震死，妻子留下。”侥幸活下来的郭顺清每当看见妻子的照片或遗物，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在念叨该把自己震死的同时，他提到妻子没有听他的劝去缅甸旅游，如果去了就不会死。4月，工程的甲方组织他们到缅甸旅游，每人交3000元。郭顺清的儿子和女儿都撺掇母亲去，郭顺清也同意，但妻子舍不得3000元钱。“太贵了。”她说，“3000元钱要挣一个多月。”
　　作为当地的包工头，地震时，郭顺清正和妻子在山里做工程。老公管大事，老婆给工人做饭，并负责账目。
　　“这个家，她占70％。”郭顺清说。
　　地震了，两边的山跳起来，向下合围。郭顺清和擂鼓镇30多名工人抱着，准备死在一起。命大的郭顺清没有死成，向下合围的山体最终从他眼前“滑”过，却将郭顺清的妻子顺手“拽”进了20多米高的土堆。
　　与郭顺清抱怨妻子不听他去游缅甸类似，乔立萍说她的老公也是因为没有听她的劝外出找活，留在家里才赶上了地震。乔立萍的老公是个信命的木匠，2008年初，他就对乔立萍说，今年流年不顺，手艺活不好做，不宜出远门。
　　地震发生时，乔立萍和女儿从自家店里跑出来，往家赶。屋子好好地站在那儿，只有房顶受了损。
　　乔立萍家北向1000米处，那栋郭顺清花了28万元盖起来的4层小楼也完好无损。
　　地震后，相对依旧矗立着的小楼，活下来的郭顺清的状况并不好，原本就有耳疾的他，对声音的反应更加迟钝。视力下降，看什么东西总是雾蒙蒙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刚刚跟人交代过的事，一转身就忘。脾气也变得暴躁，常常为一些小事跟村民吵嘴。
　　郭顺清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帮手，把家理顺，日子才能从头开始。但又担心他现在的状况，没人愿意，同时也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子女。
　　就在矛盾重重，左右为难时，他遇见了乔立萍。
　　结识乔立萍前，媒人还给郭顺清介绍了一名女子，30多岁，有个上小学的儿子。郭顺清和人家面都没见，就拒绝了。“供我的娃都供伤了，还去供别人的娃儿？”
　　与郭顺清一样，乔立萍也以同样理由拒绝了一个养殖专业户。对方有两个儿子，一个念初中，一个上小学。
　　“我看她的子女都成人了，没有什么负担。”郭顺清在谈到乔立萍时如是说。这同样成为乔立萍接受郭顺清的主要条件。
　　“总体来说，在北川，震后的单亲家庭，男少女多。男人不怎么受年龄限制，选择范围要大些。一般来讲，女性多数只会找比自己大的。”北川县妇联的母志艳说，“相对来讲，眼下北川男人要紧俏些。”
　　在地震中失去了老公的母志艳，也涉及到家庭的重组。身为妇联主任，她为不少重组家庭牵了线搭了桥，但个人的事情还没着落。“一直没做通10岁儿子的工作，等段时间再说吧。”她说。
　　除了子女，震前的财产成了重组家庭的敏感话题。
　　“一枚‘定时炸弹’。”什邡市红白镇政府会计、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的周敏，将震前双方的财产说成是一枚定时炸弹。
　　不存在扶养对方子女问题的郭顺清、乔立萍同样面临着触碰“定时炸弹”。
　　郭顺清、乔立萍认识不久，双方坐一起先把财产问题谈清了，并定下条约：各自债务由各自儿子偿还。各自房子，最后属于各自的子女。
　　双方倒是说清楚了，可村里的流言并未因此而止息。村里人说乔立萍同郭顺清在一起是看上了郭顺清的钱，还有他那栋经历了地震没有垮塌的4层楼房。说郭顺清的话则是：他为了让乔立萍跟他，一下子给了乔立萍12万！
　　这话让双方听了都生气。
　　乔立萍说为了这件事，差点跟郭顺清掰了。
　　“我要是有那么多钱，还重组什么婚哟。”5月17日，郭顺清从绵阳赶回擂鼓，清理损失的家庭财产，搜出来的全部家当只有2万多元。“好在清过账，好在清理时有证人在场，否则以后就是一枚‘定时炸弹’。”
     为了避免“定时炸弹”的引爆，郭顺清说，他和乔立萍正式结婚时还会签订一个关于财产的书面协议。
     再有，两人经过商议，已达成一项口头协议：将来双方的儿子结婚，他们会一碗水端平。同时还明确表态：今后对各自的孙子，也会一样照顾，不会偏心。
     看来，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了。然而，一个家，尤其是经历过大灾后重新组合的家真能算得那么清楚吗？而最不能算清楚的是：你是生活在时间的过去，还是生活在时间的当下？
     “不在同一时间上。”汶川诗人羊子这样解释“同一时间”：“表面上，很多人都活在了今天，客观上，却徘徊在‘5·12’的阴影中，有的还滞留在‘5·12’之前的种种回忆里。换句话讲，幸存者还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刻度上：有的赶上了，有的则落后了，有的甚至丢失了时间。”
     套用灾区另一个诗人的话：财产损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丢失了时间。丢失时间等同于丢失生命哪，而且是幸存下来的生命！
　　
第四章  半路夫妻与仅维持了12天的重组家庭
　　
　　震后结伴的半路夫妻
　　按照北川习俗：百天祭日内，不宜谈婚论嫁。百天祭日之后，男女之情的禁忌开始解冻。按这个时间表计算，“5·12”地震后的8月20日便成为一个时间的分界点。这一天过去，灾区失去另一半者开始陆续回到寻找另一半的道路上来。寻找另一半的道路令人向往却并不平坦，虽不平坦却阻拦不住寻找者的脚步，只要气候适宜，幸存者埋藏在心底的最细嫩的情感和最现实的需要便会萌芽，哪怕挤压在石头缝里，也要顽强地长出一个个家庭来。
　　在北川老县城曲山镇婚姻登记员罗莉印象中，2009年春节前来登记结婚的人群中，“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年龄最大的六十七八岁。其中双方丧偶的约占30％～40％。年龄上，男比女大的约占80％～90％，女比男大的约占10％左右。赶在2009年春节登记结婚的人数有二十多对，到5月份，这个数字已经是八十多对。
　　“安居乐业”，中国人通常将拥有一间房看作生存的第一要义，但经历过大灾难的人们的思维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先盖不盖房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找一个人把破碎的家建起来再说！与此相呼应的是灾区的社会网络：大量的重组婚姻来自亲朋的介绍。后来被当地政府列入参加北川集体婚礼人选、50岁出头的段学良戏称：“在安县的十几个同学，每人给我准备了一个（介绍人选）。”
　　这是一个特定环境下的婚姻市场，男女见面之前，首要的是基本条件的比较。“负担轻的、有工作的好找。负担重的，带着两个娃的不好找———尤其是读书的娃儿。对方一听条件，面都不愿见。大一些的能够打工的娃儿还好些，正在上学的娃就麻烦了。死去的学生娃每个赔付九万多，大人每个才五千，活着的学生不仅没有赔偿，还是一个累赘。”
　　二十多岁的刘红梅，老公丢下她和两岁的儿子朱宇航去了另一个世界。在安昌镇一家美容店忙活的刘红梅，将刚刚两岁的儿子丢给姥姥。她对孩子说：“爸爸走了。”
　　儿子问姥姥：“我爸爸去哪儿了？”
　　姥姥说：“去了天堂。”
　　“天堂远吗？”
　　“很远，等你长大了才能走得到。”
　　“那你们就让我快快长大吧！”孩子缠着姥姥说。
　　刘红梅现在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为孩子找一个新爸爸，虽然尽了全力却进展艰难。刘红梅的母亲感慨：“自己中意的，人家不愿意要孩子；愿意要孩子的，我家红梅又看不上。”
　　不止是带着孩子的刘红梅陷入了婚姻的窘境。事实上，地震后半年左右登记结婚的重组家庭中，多半都有着极其现实的考虑。“八月十五从山上搬下来住进板房，九月开始耍朋友，有的就住到一起了。为啥这么急？男的要出去打工，一点家当总要人守着吧。”
　　原先隶属于曲山镇的新街山村，现在是永兴板房里的一个社区，原本总人口1177人，地震后剩下了857人，伤亡近三分之一。现在这里的十几对男女中，“没登记的比登了记的多”。社区妇联主任说。
　　很快住到一起的好处是有了一个说话的伴，相互之间能够抚慰，用一个摄影师的话说是“相互取暖，搭伙取柴。”不好的地方在过于匆忙，匆忙得连起码的脾气、性情都来不及了解。
　　永兴板房区里第一对宣告瓦解的试婚关系，是一个49岁的养路段退休工人。他的两个子女遇难，一个兄弟有保险，“条件”上佳。一个30岁出头的女子从北川另一乡镇的农村，赶来板房与他为伴。一个月后，遭到了男方父母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女子的名声不佳。
　　分手的代价，是男方付给了女方几千元钱的“赔偿费”。
　　比付出几千元钱更背时的是个头不高，三十出头的眼有残疾的人称“吴瞎子”的男人。
　　板房区巡夜的人，常常在深夜里听到吴瞎子那催人心碎的哭泣声。哭声如同瞎子阿炳手中的二胡，在如泣如诉地向世人讲述着一个男人的悲惨和无望。吴瞎子原来的家有房有门面，条件优厚，刚刚抱上儿子不久，一场地震夺去了他的一切。瞬间变得一无所有的男人，正处在哭诉无门的当儿，偏又被无牌摩托车撞伤大脑及一只眼睛。原本正要跟吴瞎子见面的一女子，听到车祸的消息后吓得再不敢露面。
　　在永兴管委会办公区对面的板房墙上，贴着一张自称上海退休人员潘真安写下的征婚信息：觅心地善良、贤惠、身体健康的有缘女子；最好对方有一女儿，老了有女儿照顾……上海的繁华和物品的极其丰富，在全国数一数二，有些物品的价格比这里还要便宜。
　　征婚信息后面留有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
　　我按照对方留下的手机号码拨过去，不通。隔了一阵，再拨，还是不通。我拨“潘真安”的电话，是想同这个想在灾区找伴侣的上海人谈谈，了解他为什么要在灾区找配偶。第二天又接着打了几次，还是不通，于是有些怀疑“潘真安”的真实性。管委会主任贾德春对我说，“是有这么个人，听说见了几个女的，都没谈成。”
　　“你问那个上海人，听说回上海了。”一位了解一些内情的妇女撅了一下嘴，“是真是假还很难说。”
　　“听说几个同潘真安见了面的女人要他给代付养老保险？”我说。“他原以为这里丧偶的人多一些，好找，没想到这些女的要的物质条件还那么高。”
　　对于配偶遇难家园被毁的一些女人来说，未来的所有都显得缥缈都不可靠，在“不可靠”面前，尽可能抓点实际的东西才是重要的。
　　比较之下，能够找到公务员，实在是件令人艳羡的事。
　　2008年4月，50岁的文先萍拿到了离婚证书。5个月后，她成为北川县人大干部段学良的妻子。这个在涪水镇卫生院工作了近30年的医生，因为这一婚姻而得以顺利调进北川县妇幼保健院。
　　两人第一次见面，段学良就当着文先萍的面拨通了电话，电话是打给分管县长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一个医生。他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问她“同不同意”。她奇怪自己对他的这种“自作主张”非但没有反感，反而还“有点感动”。见面后20天，两人登记结婚。
　　文先萍的同事张小兵，嫁给了段学良的同事唐志国。两个人的儿子都在成都读大学，都是乡镇干部出身，于是他们感觉特别“有共同语言”。对唐志国而言，还有一点“更为特别”：张小兵是他见过的几个女人中唯一接受“将前妻的抚恤金，全部用来供养前妻的父母，还有前妻的孩子”的条件的女人。很快，他们在相识三个月后，登记结婚。
　　新街社区的一位老者试探着问：“你觉得，这样子成家是不是有些草率？”
     在灾区行走，访谈了不少重组家庭成员，为他们之间重组的故事感动，也为一些在短时间内匆忙重组的家庭担忧。面对老人的提问，我差一点说“是”，可转念一想，跟这些不止失去欢乐失去温暖，连基本生存信念都已经发生动摇的人去谈感情亵渎，讲伦理道德，不止是苛求，简直就是残忍！如果非要谈，就讲相互搀扶，讲相互抚慰———灾区生命的异性抚慰！想到这一层，我对老者说，“认识多长时间结婚不是问题，更不是标准。你们中间,会有人再次分开,也会有人过得长久。只要大家在一起，相互搀扶着走过了地震后最艰难的时光就值得肯定，就有价值。”听了我的回答，老人的眼神由开始的不安转为平静，我也因此而松了一口气。
　　灾区的家庭重组，除了快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照原来那个人找”。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张胜冠，被介绍给张志平时，张志平会啊呀地叫出声来，“我以前见过这人。”
　　是啊，以前见过，因为同是灾区遇难人嘛。
　　无论段学良，还是唐志国，都会下意识地在妻子面前提及前妻。张小兵曾经提出君子协定：“你要是进进出出总跟别人说，以前老婆多有文化、多能干，那就不要找我。”文先萍的亲戚朋友却劝她：“你可别去跟死人计较。”
　　擂鼓镇56岁的农民刘银虎回忆地震后孤独的感受：“心理上难受。房子没有了，老婆没有了，一个人在家睡了一个多月，急人，急人。”
　　“急人”两个字重叠使用，道出了心理压抑的沉重。
　　54岁的赵永兰，地震后全家只剩下婆媳二人和一个小孙女。震后的四十多天，赵永兰每天“喝口水、吃点水果，心里恼火得很。”赵永兰说自己也“晓不得”为什么就嫁给了刘银虎，只知道“他们都在劝我选他”。而她觉得刘银虎有点像死去的那个人，至于究竟那一点像又说不上来。
　　赵永兰现在最担心的是两个人都害病，“他也老了，我也老了，两个人相互帮不到了。”一对子女全部遇难后，作为母亲的她长久沉浸在噩梦中———“自己养的人没有了，那种感觉像在做梦。”
　　问起跟刘银虎的婚姻，她说，“哪能满意哟，随便讲都不一样。以前爱人好啊！我生病了跟我一起弄药。两个人今天有一块钱就用，没有就再去找（挣）。”
　　灾后类似鸟儿筑巢般的匆忙的群体重组，自然有满意的，有不满意的，也有为了共同搀扶着走过一段最为艰难的日子以后再说的男女。
　　刘银虎对前妻的回忆同样是：“她是个能干人———一般男人都抵不上。以前我在工地上干活时，能和我一起抬石头。”
　　要说，赵永兰和刘银虎都没有说错，“不满意。”“比不上。”与生者相比，人们总是习惯把赞誉之词送给死者（即便这死者也不完美），把苛求对准生者。何况，死者与幸存者之间还保有共同的生命延续，以及那么多抹不掉忘不了的同舟共济的岁月痕迹呀。

    一个仅维持了12天的重组家庭
　　地震后，北川擂鼓镇共有126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8对是灾后重组家庭。在8对灾后重组家庭中，最先解体的亦是最早结婚的重组家庭，这个法律意义上的婚姻仅仅只维持了12天，10月31日登记结婚，11月12日办理离婚手续。两人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3天。
　　魏某，46岁，擂鼓镇楼桥村村民，丈夫在地震中遇难，留下16岁、12岁的两个女儿。
　　见到魏某时，她正在家里和女儿吃零食，面前的纸箱里有半箱各种小吃。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后，她就问：“是不是可以登报帮我找个对象?”问起她与何某的短暂婚姻，魏某推说是别人介绍她认识了他，一个星期后就去领了结婚证。离婚的原因是“为了几块钱，我问他要，他不给！”之后，她一一数落了对方的吝啬。
　　提起魏某和她的两个女儿，刚离了婚的五星村的何某也是一肚子的不平：“哪里是几元钱的事？今天找你要买手机，明天要我给她女儿买自行车，哪个能受得了哦！”一顿，“老师，换了你，负担得起吗？”
　　何某一个人住的板房里摆着彩电、洗衣机还有电饭锅，会电工手艺的他每月有千余元收入，按说条件不错。他说，就想有个婆娘陪着生活，后来有人介绍了魏某，当时就没多想，只想着有个家而已，认识一周就去乡政府领了结婚证。
　　领了证后，才发现并不是他想象那么轻松。“头一天要买手机，我给买了一个。第二天又要给大女儿买手机，我又买了一个，用了5天就花了80元话费！第三天又要给小女儿买自行车，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即使八辈子没婆娘也不能要她！”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我问。
　　“我们就没有结婚，只是领了个证办了个手续而已！”
　　按理，办了证就是法定夫妻了，举行仪式只是一个形式。但在北川的羌民族眼里，结婚证不过是一张纸，举行婚礼仪式才被承认合法。换句话讲，扯了结婚证合理，举行了仪式才合法。有了这样的风俗，何某才有了“没有结婚，只是领了个证办了个手续而已”的义正词严。
　　“鸟儿没有自己拆窝的，野兽也没有自毁巢穴的，只有人类例外。”魏某、何某仅仅维持了12天的婚姻叫我想到这样的话。其实，家庭的重组就类似鸟儿的筑巢。有在大树上筑巢的，也有在城楼、寺庙等建筑物上营巢的，还有建在人类住宅的屋檐下、庭院园林的枝头上的巢穴，更有山崖边、岩洞里的巢穴……不管巢穴建筑在什么地方，构筑巢穴所付出的时间都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倒是巢穴筑成之后，巢穴里成员的相处才是长久的，至关重要的。当然，也有相处短暂的，只要这短暂能让栖息巢穴的鸟儿度过生命中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这巢穴就起到了作用。眼前这暂时性，不，仅仅是“朝露”般的窝确实没有起到取暖、抵御风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