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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可有温暖的家

(2008-11-13 16: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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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

文化

    我人生一段最困难的岁月里,是谁陪伴着我?是大根,一个纯朴善良的普通人。我做饭,大根烧火;我病了,只有大根照顾我。我的命运被我自己改变了,而大根却永远离去了,也许爱与温暖才永远是生活中最重要的……

 

那边可有温暖的家
张秀超

 

    那是我人生的一段非常岁月。
    那时,因为我的文章写出了些声名,我便从大山里走到县城,做了广播电台的编外记者。
    机关在城中心,寸土寸金,住房很紧张,没有可供我住宿的地方。
    我被安置在距离县城十几里地外的一个郊区转播站去住。这是坐落在一座青山脚下的大院,这个大院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山坡上,院中央竖立着一个高大的铁架子,那架子直耸云霄,高到顶尖上的红灯,在地面看就如行走在高空飞机上的小灯。那铁架是靠一圈一圈粗壮的八字形的钢丝绳深抓到地脉深处来固定,铁架越高,钢丝的弧度就越大,由于这一圈一圈扩大的钢丝,造就了一个大院,院子有几十亩大,大得有些荒凉。隔着铁架,有两排遥遥相望的房屋,铁架前边的一排是机关的家属院,后边的一排,是机关储存器械杂物等用的库房,离这两排房屋几十米远的山半腰处有转播台的几间机房。
    铁架后边做仓库用的这排房子的边儿上有间空屋,我就住进了这里。我隔壁的另一间小屋里还住着一个人,人称他老点,送我的人笑着说,你要同老点做邻居了。
    “老点是谁?”人们笑笑没有回答,说见了你就知道了。
    晚上下班,刚走进屋,就听见一个声音由远及近传来:“太阳知道我的心,星星看着我的眼……”这声音是粗犷的,说是唱出来的,倒不如说是吼出来的。我走出屋,见一个人个头不高,身穿蓝色的劳动布大褂,头上歪戴一个橘黄色的塑料帽,手中拿一截玉米棒,他嘴里嚼着,口角流着汁水,他的鼻子、嘴、眼睛都是小的,见了我咧嘴一笑,笑的时候,那小鼻子往上纵着,眼睛就睁不开了,这时他的满脸呈现着一种稚气。
    “你来了,听说,这里要来个人。”他说。
    我没说什么,看他嚼着棒子往屋走,这时,我发现他的左腿迈步一踮一踮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叫他老点的原因了。可他看上去还是个孩子,也就十七八岁。
    他进屋脱下蓝大褂,摘下帽子,穿着一件灰白色的皱巴巴的小褂子出来,手里端着个面盆。细看那盆吓了我一跳,盆里被一层层的干面糊住,只落个不大的小洞,小洞里放着些面,他用勺子往面上浇水,筷子笨拙地搅动着,水多的地方是个大面蛋,水少的地方还是干面。
    “你这是干什么?”
    “做白面疙瘩吃。”
    “你叫老点?”
    “那是他们给我起的,我叫赵大根。”我一时没听清楚,他说话好像舌头不大好使,打着卷伸不直,最后一个字,总是说不囫囵,这根从他口里出来像是“恩”,也像“音”。
    “叫啥?”
    “就是树根,甜草根。知道了不?叫大根。哈哈……”他自己大笑起来。
    他笑着,筷子搅和着盆子里的面。
    这里没有食堂,我吃饭也成了问题。
    开始的时候,我到街上的小吃摊,吃油条豆腐脑,吃了几天,见了豆腐脑,嘴里就冒酸水,咽不下去了。没别的办法,我也用大根煮饭吃的蜂窝煤炉自己做饭吃。
    好在我在宿舍的时间很少,早晨胡乱凑合一口,不动烟火。中午我就是想自己做饭吃也不可能,因为别人上班是在办公室,我上班必须走出办公室,到处去寻找新闻,中午赶到哪儿就在哪里吃,我的背兜里经常带着一包方便面或是几块饼干。没有特殊的事情,回来早的时候,我要自己精心做一顿饭吃,供我做饭吃的家什很简单,一个小耳锅,一块面板,还有一个炒勺。我会用耳锅做大米掺小米的二米干饭,用土豆炖西红柿茄子,或者烙两张葱花油饼,打一个鸡蛋汤。每做好了这样一顿饭,我不会自己享用,会和大根一起吃。
    自从我住下来,我才感到,我这时的生活离不开大根。大根挑水,生炉子;他还会封炉子,有时封的炉子几天都不灭。我时常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不然他总是吃面疙瘩汤。大根每看到我端上这样的饭菜,他的小眼睛就高兴地睁大了,他会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瞅着我笑。他把二米饭泡上菜汤,呼噜呼噜地大口吃,或是把大葱青椒蘸上酱,卷在饼里,嘎吱嘎吱嚼,吃得满头大汗。我把毛巾扔给他,对他说,擦擦汗,慢慢吃,又没人给你抢。他哈哈地笑着,擦一下汗,又埋头吃起来。
    吃过饭,我爱在院子里走走,我们住的房前是一排蘑菇云一样的小柳树,在微微的轻风中树的枝叶相互摩挲着,发出窸窣的颤响,也像是在悄声细语地闲聊。院子里大铁架下,星罗棋布地种着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豆角、青葱。靠墙边离铁架子远一点的地方,还挺立着一片片高大的向日葵,还有树林一样茂密的玉米,这是前边家属院的职工种的。菜地的中间有条宽大的白沙土路。
    在这个阔大得有些荒凉的大院,只有在我们居住的那排房屋前有一口压水井。晚饭后,前排房里的男人们,趁这时间,散步一样挑着水桶,穿过大片菜地,来后院挑水,女人领着孩子提着菜篮子,到自家的菜地摘点新鲜菜。大根这个时候也出来,他手里拖着根柳树条子,仰脸看着天上的火烧云,像小马驹撒欢一样,在院子里跑。他的身后,被他趟起一缕烟尘,那烟雾被晚霞染成金黄色,云絮般飘扬着散去。他跑高兴了,大声地唱上一句:“我抬头,向青天,寻找过去的从前……”
    挑水的人看着他笑:“老点,你看天,找到从前那个把你叨下树的老鸹了吗?”他不说什么,仍是哈哈笑。
    一会儿,他再吼一嗓子,“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走过来,走过来……”
    又有人笑他:“谁向你走过来了,看你那熊样,别说大眼睛姑娘,就是一只眼的瞎喜鹊,也不会向你走来。”他还是哈哈笑。
    就在这样的说笑中,如烟如云的暮霭笼罩了院落,四周景物模糊起来,院子里静下来,我手中,拿着人们送的几棵大葱,几根黄瓜,或一篮子西红柿或青豆角,走回我的小屋,开始我一夜艰辛的爬格子的生活。
    那时,我出奇地勤奋,当天采回来的素材,我没有让它过夜的,总要在夜里把它写成稿子。我那时寻找的素材,可真是五花八门,遍及各个行当,各个角落。每天,我骑一辆单位配的类似邮局送信的草绿色自行车,到处跑,有时我一天跑好几个地方。有一天,我清早在一个镇子里,看那里的人怎样把一堆棕红色的泥巴,烧制成一个个形态各异,千奇百怪的花盆、香炉、小马、小牛。午间,我又到一个村子去看那里的小尾寒羊,那雪团一样的羊羔真是可爱极了!还顺便瞧了一下住在暖棚里的瘦肉型白猪,还看了看猪舍里点的灯泡是多少瓦数。后半晌我又跑到30里地外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看那里的人是怎样把院子里的柴草、污水及人畜粪便装入一个窖子里,建起沼气池。主人当场用那沼气给我烧了一壶开水,顺便还看了他们在塑料大棚里养的蕨菜、苦麻菜长得是多么旺势。村长还带我去一户农家,看那户人家为90岁老人操持的喜丧宴席上,乡村二八席八盘八碗是怎么做出来的。
    夜里,我就像一头倒嚼的牛,咀嚼百草酝酿奶一样,把这些素材翻过来,倒过去地咀嚼,而后把它们剪裁加工,写成一篇篇漂亮的文章。头一天还是一堆杂乱无序的文字,第二天就变成有形式有内容的稿子,在广播报纸上播发了。
     我的表面生活过得体面而又热闹,可我的现实生活却困窘而又凄清。夏天还好过一些,冬天的时候,天寒雪冷的,每天清早我要顶着白毛风跑到十几里地外的单位上班,奉命到各处去采写稿子。傍晚饥寒交迫地走回存身的小屋,那屋子是靠走廊的炉子带着取暖,屋里暖气片少,小屋子里总冷得房顶都挂着白霜。大根怕我冷,每天晚上,他把走廊里的炉子烧得旺一些,烧一壶热水,倒在盆子里,用那热气,嘘房顶上的霜。我也没有办法给他做好吃的了,因为冬天我们买不起青菜,只吃土豆酸菜。大根是打杂的,偌大个单位,烧锅炉、打水,扫院子,夏天掏下水道,冬天扫雪,刨冰这样的活都叫他去做,他的活儿又脏又累,他就馋,想吃荤腥。那年快过年的时候,单位给每个职工发一板带鱼,一捆大葱。大根没有,因为他是临时雇来打杂的。我也没有,因为我是编外的。
    那个晚上,我们那个大院里,飘散着炸鱼的香味儿,我没心情做饭,用耳锅煮了点小米粥,连土豆酸菜也没有做,桌子上只有一盘咸菜条。我给大根盛上一碗粥,我自己端一碗粥。这个时候大根笑嘻嘻地端着炒勺走到饭桌前,一股鱼香味顿时飘溢在屋子里,我仔细看,见那炒勺里竟是十几个鱼头。我说:“哪来的?”
    “是在水井旁捡的,我用油炸了。”
    “拿出去,你给我扔出去。”
    大根看着我,一时没挪窝,但他迟疑一会儿,还是端着炒勺出去了。
    他回来端起粥碗,夹了一根咸菜条,低着头,没精打采地嚼着,那样子他还是在想那鱼头。我心里一阵发酸,我说:“大根,等姐挣多了钱,给你买多多的鱼,让你吃个够。”
    我这样说,见有虫子样的两行泪蠕动在他的眼角,我再也不能咽下一口粥了,我把他推出去,“去你屋吃吧。”我一个人关上了门……
    过了一会儿,大根砰砰敲我的门,我打开门,见大根脸冻得紫红,手里抱着一些大葱。
    他笑着说:“姐,咱有葱吃了。”
    “哪来的?”
    “从园子里刨的。”
    这数九寒天的,地上冻得裂着缝子,他竟然刨了那么多葱!
    “你真是个傻子呀!”我让他把葱放在地上,忙给他倒了些热水,让他把手放在盆子里暖着。
    那个年,大根是去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家过的,他没有家。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没了,他成了孤儿,一个人饥一顿饱一顿地凑合,到大了能干活了,谁家操办红白喜事,垒房搭屋,他就去挑水劈柴,出一天苦力,得一天饱饭。据说,一天他饿得实在不行,爬上树去掏鸟蛋,一只老鸹在他的头上盘旋着大叫,把他吓得掉下树来摔坏了腿。几年前,单位在他家村前的大山上埋电线杆,遇到雨天,拉杆子的车陷到泥潭里,他帮助挖了大半夜,把车抬出来。单位领导见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又老实,肯下力干活,就让他来这里打杂。
    那个年,我是在姐姐家过的。我也没有家,在我要高考的时候,父亲患病去世了,母亲去了哥哥家,我和父母的三口之家就没有了。如今母亲在哪,我的家就在哪,那年,母亲在姐姐家,我就到那里去过年。
    可那个年过得让我委顿忧伤。
    姐姐家在一个小山沟里,那里闭塞落后,人们的观念传统古旧,男婚女嫁在他们看来就是生活中最大的事情。村里的姑娘十七八岁就找婆家,20刚出头就成了孩子的妈妈。我那时25岁,还没有搞对象,这让人感到很奇怪,有事没事都找个由头,去姐姐家看看25岁的大姑娘是什么样子的。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故此,过了年,还不到正月初十,我就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里。
    年前年后的事情,让我感到忧伤。我好像有了些变化,内心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隐忧。我不那么坚韧凌厉了,似乎变得有些脆弱。比如,以往我在下班骑车往回走的路上,听到广播里播我写的稿子,我就感到得意,甚至有那么一点自豪。可这个时候,听到播音员甜润好听的声音读我的稿子,说我名字,我就眼窝发热,有时眼泪就悄悄涌了出来,要碰到熟人问我怎么了,我就说是风流眼。
    夜里,写完一篇稿子,我不再那么劲头十足地,在屋里来回走上几圈,去想下一篇稿子该如何写得更好一些。这时写完一篇稿子,我总是萎靡地闭上眼睛,头靠在椅背上呆着,有时就这样睡着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学会了抽烟,点燃一棵烟,吸上一口,都吐出去,我爱看那烟雾袅袅升腾,似云似雾,缠缠绵绵,你勾我拽的,慢慢飘绕着散去的样子,美极了!我爱上香烟,倒不如说是爱上那烟雾。
    那段时间,我每写完一篇稿子,总要点上一支烟,头仰在椅子上,看那烟雾。这个时候,隔壁大根睡熟的呼噜声,或三两声轻微的咳嗽声伴着我。我感到夜的寂寥和空旷,我想此时,屋里若有个男人,这个时候,我的头不是靠在冰凉的椅背上,而是靠着一个男人的胸膛,同他说几句贴心话儿,这一腔的忧伤是否就有了倾诉的源头了。这样想着,我就感到面红心跳,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知道,我想找个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近了我。他是这个小城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没几年,就在同龄年轻人为能荣升到科长、主任之类的职务而努力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单位的一把手。他的业绩卓著,才貌非凡,我在奉领导之命为他写宣传稿子的时候,与他相识了,他很快在我的笔下走上广播、报纸,成为被更多人知晓的人物。他也为我的才貌所打动,我们彼此互相爱慕,我们的爱是倾心而真诚的,可却是短命的,我们愉快地交往了几个月,就匆匆地走到了尽头。
    那是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我们同往常一样,在街边的那个幽静的小店里相会。他在来之前,好像就喝过酒,好像还哭过,眼睛红肿。他要了几瓶酒,放在桌上,就一棵接一棵地抽烟。最后,他还是说出了他要说的话:我们的关系不能继续了,他的家人坚决不同意他那个身份的人娶个没有正式工作,又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做他的媳妇,说那样将来有了小孩子都没法入户口。
    他说完,口对着口喝了一瓶子酒,而后,他趴在桌上呜咽失声。他那白皙修长被我无数次握过的手,疯狂地抓挠着他那乌黑油亮的头发。他的漂亮头发,被他的手蹂躏得凌乱不堪。我没说什么,把桌上的几瓶酒,拿到前台给服务员,我就悄然走了。
    顶着淅沥的秋雨,我混混沌沌地往回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走回我那荒凉的大院,已到深夜。大根还守在走廊的门前等我。我感到寒冷,冷得浑身直打战,我让大根把蜂窝煤炉子搬到我屋里。大根怕炉子灭了,又加了一块煤,他告诉我一会儿不冷了,就把炉子搬出来放到走廊里,我点头说知道了,让他去睡觉。
    我进屋,连湿衣服都没脱,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只听有声音在耳旁砰砰地响,可就是张不开眼,动动身子,身子像不是我的,已经站不起来了。强睁一睁眼,见那块蜂窝煤已经燃得快熄了,炉口冒着磷火一样蓝莹莹的火光。这时门被撞开,是大根进来了,他把炉子搬出去,把窗子打开,湿润的凉风吹进来,我清醒了一些。我听到大根在哭,他边哭边说,都怨我,我睡着了,没起来把炉子搬出去,你让煤烟熏着了。我说不出话来,像飘在云上一样。
    这以后有好多天,我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吃不下东西,勉强用开水沏杯奶粉喝。大根每天走的时候,给我烧一壶开水放在床头。晚上下班回来,他总是把他做的糨糊一样的面疙瘩汤端给我,可我一口也吃不下去。
    那晚,他戴着口罩,端着一碗面疙瘩汤走到我床前,我吃惊地看着他,“怎么,你戴着口罩干什么?”他说:“姐,我知道,你是怕我做的饭里有哈喇子,你吃吧,今儿,我是戴着口罩做的,不脏。”我的眼里忽地涌满了泪水,“不,不是嫌你,姐是真吃不下去。”
    第二天晚上,大根回来,没有来我屋,我以为他生我的气了。
    我还没有气力起来,索性闭着眼睛想早些睡。
    似睡非睡地过了许久,蒙  中,屋子里的灯忽然亮了,一股温热的清香扑进来,大根手里端着那个带小蒸屉的双耳铁锅,憨笑着站在我床前,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姐,你猜,我给你做啥好吃的了?”我摇头。他打开小锅的盖子,我看到里面是黄灿灿的,像是奶油蛋糕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
    “你吃吃就知道了。”
    我吃了一口。
    “甜甜的,有一股清香味。”
    “是哪来的?”
    “我做的。”
    大根告诉我,他白天在一个村子里埋电线杆,中午在一个村民家里吃饭,那家的女人给他们做这个吃,他觉得很好吃,就想到我,他问人家是怎么做的,女人告诉他,这是用刚下秧的嫩玉米,在礤床上擦磨成糊糊,放上些面起子,上锅蒸就做成了,这叫黄金塔。
    大根用铁铲把箅子上的黄金塔割成小方块,这时,我看到他的小拇指有血口子,还在往外浸着血水。
    “这是怎么了?”
    “割的,玉米秸割的。”
    这时,我才知道,大根给那女人往青储窖里扛了一亩多地的青玉米秸,人家才给了他一篮子嫩玉米。我吃着大根的黄金塔,有一股温热的暖暖的东西,如冰河下的水流一样,涌动在心底,我知道,我不会再躺多久了,我快起来了。
    几天后,我坚持着上班了。
    十几天的时间,我的肉体与精神都遭遇了一场劫难。
    在这劫难中,我重新认识了生活,重新认识了我自己,我对生活不再存有浮华的渴念。我明白了,我只是行走在城市街头的一棵玉米,我的根永远在大山里;我明白了,我是一只飘摇在城市上空绚丽的风筝,那条线拽在老母亲的手里,或是系在埋葬着父亲尸骨的土丘里,仅此而已!我所有的光华,是靠我那小屋里彻夜不眠的灯光,是靠煎熬着青春热血而留在格子纸上的文字来维系,除此以外,毫无依傍!
    我明白了,我要在异乡的这里走下去,只有向我自己宣战,否则别无他路。
    我明白了,我心静如水。我心无旁骛。
    我在生活的河流中,寻觅着值得向世人报告的声息。我日日迎着朝阳,骑上那辆自行车,走向城乡的角角落落。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在百花园中采花酿蜜一样,我在城市的街巷里、在乡村的山岭沟道间,采集关于社会的、关于人生的昂扬向上的东西,那值得报告的东西,也源源不断地为我的心魂输入养分,使我在寂寞中,心里总有往前奔的力量。
    我白天外出寻访,夜间写稿子,出自我手下的大量文字,载着我的希望飞向四面八方,给我带来很多的荣誉。我简陋的宿舍里,获奖证书装满了一个大纸箱子。
    可是,就在那年冬天来临的时候,大根离开了我们居住的那个荒凉的大院。
    单位让他去山上看转播塔,那地方在郊区外的高山上,海拔两千多米,原来在那守塔看设备的老人,风湿病犯得厉害,腿走不了路了,需要下山养病。
    大根要走了,他不愿意去那寒冷寂寞的大山,可他又不能不去。
    自听到这信儿,他就不说话了,可他手不闲着,他和了一大堆黄土泥,把走廊的火炉子套了一下。他去煤屋子,搬出很多大块煤砸成小碎块,用铁撮子收进走廊,他还劈了一大堆点炉子的木柴,放在走廊的一角,不知从哪里又弄来两张桦皮,放在木柴上,他说:“姐,我把桦皮放在这了,你点炉子时,用它一点就着。”
    大根在为我过冬作准备呢!
    我也为他准备了一些防寒的物品,给他买了一双大头棉皮靴,把朋友送我的厚厚的棉大衣和一条毛毯送给他。我把这些东西包成一个包裹,我说,你别丢了,里面好几样东西呢,他说:“姐给的东西,我一样也丢不了。”
    临近走的日子,大根的情绪愈发低沉。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站在窗前的柳树下,许久不进屋。星星出来了,月亮出来了,他还站在那儿,我说回屋吧,他还是站在那儿不动。他望着前面家属院里,那些亮着灯光的窗子,他说:“有个家,不是一个人过日子,那可多好啊!”
    大根的话,说得我心里发酸。他很小就没了爹娘,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眼下,他是怕山上一个人的寂寞,他不想去,可我们都没有能力改变什么。
    走的那天早晨,送他上山的车,停在门口,他把自己的行李衣物搬上车,我把给他打好的包裹送上车,车要开动了,他忽然又跳下来,跑回他住的屋子里,拿出一把铁锤子,放在走廊的一个空油桶上,他告诉我说:“姐,你要是夜里害怕,你就用这锤子使劲砸铁桶,前边家属院里的人听到,就来看你。”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转头跑回屋里……
    大根走了,后边偌大的半个院子里只剩我一个人。
    那一幢房屋,中间是一个大铁门,铁门左边是五间,右边是五间。夜晚,那长长的一大溜房子只有我这一间房里亮着灯。每晚,刚一天黑,我就把铁门关严,在里边锁好,然后我关好房门,再不敢出去。走廊的炉子没有煤了,我不敢去填,屋子里没有水了,我也不敢去走廊的水缸里舀水。我缩在屋子里,总听到铁门在响,像是有人在推门,而后,我又听到走廊有嚓嚓的脚步声,我手握着大根留给我的铁锤,站在门后,我吓得头皮发炸。有时,我实在吓得受不了,“砰”的一声打开门,大声喊:“谁?”可走廊里什么也没有,静得可怕。我赶紧关上门,躲在屋里。我铺开稿纸,想写稿子,分散一下注意力,可任凭我怎样定神,就是没有思路,有时大瞪着眼睛到天亮,稿纸上却一行字都写不出来。
    这样的生活,我几乎是没法过下去了。我想另寻门路了。
    我犹豫着,不知脚下的路该往哪儿走。
    不想,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命运不期然地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年,我没有回去过年。除夕的夜里,县领导来看望节日值班的职工,从机房出来,见我的窗口亮着灯光,便走进我的小屋里。见我一个人在煮挂面,看了我那一纸箱子获奖证书,听了单位的人介绍我的情况,领导的眼睛湿润了。年后我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不久,我又被调到另一个文艺单位任了领导职务。
    此后,一直忙忙碌碌。很少有闲暇回原来的单位,也没有时间去看看大根,但我的心里一直想着他。陪朋友上坝,临时买的夹克衫、棉袄、运动鞋之类御寒的衣物,用完后我都洗好放入一个纸箱里,给大根留着。南方的朋友来旅游,带给我些虾米,咸鱼片之类好吃的东西,我也装在塑料袋里,准备给大根。可去看大根的想法却被汹涌的事务的波潮推挤着、淹没着,一直没有去行动。
    那天,猛听说,我和大根住过的那个大院被开发商买去了,要盖楼。我像被什么猛然打了一下子,赶忙让司机开车去那里。那个大院已经面目全非,推土机正在推那里的旧房屋,我和大根住的那两间房屋,顶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砖墙,停电时点蜡烛熏黑的痕迹还清晰可见,墙上还有我写的警句箴言,纸已褪色如干菜叶般,可字迹还能看得清楚,那是大根给我贴上去的。
    我要把这个地方珍存起来,哪怕它已是残缺的废墟。我举起相机,那间没了屋顶的房子映入镜头,那墙壁上褪了颜色的箴言映入镜头。在那最困难的时候,这文字曾是我精神的支撑。可后来我知道,那时我最大的支撑,是大根。因为,那些改变我人生道路的文字,是在同大根与我为伴的时候写出来的,大根离开那个大院后,我没有再写成一篇稿子!
    我的眼睛模糊了,一个念头疯狂地掠住我的身心,我要见大根。
    大根在哪儿?看院子的老人说,“他死了,好几年了,是在山上盖小房子,起石头的时候砸死了。”
    我一下愣在那里,不知这是现实,还是在梦里。大根,年轻轻的,他怎么就死了?我一直觉得他在那儿,哪会儿想见,就能去见他,可想见他的时候,他却不在了……
    大根!我曾对他说,我挣多了钱,给他买鱼吃,让他吃个够。我虽然没有挣很多钱,但足够买鱼吃的,可是,我却还没有来得及买鱼给他……
    泪眼中,看到穿着蓝色大褂,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大根向我走来;看到端着一炒勺鱼头的大根向我走来;看到他手里拿一把铁锤,放在铁桶上,瘦小的身影黯然远去……我还看到他站在窗前,望着家属院灯光时,那渴盼的眼神……
    大根,在那边可找到了爹妈?那边可有温暖的家?这样想着,我不顾一院子干活的人,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作者简介:
  张秀超,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承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飘荡的乡音》、散文集《骨笛》等。作品在《北京文学》《作品》《美文》《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或转载,有些作品被文集收选,并荣获过多种创作奖。


责任编辑   张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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