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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日子[散文]

(2006-11-04 17:33:19)

     无声的日子
                                      谷雪儿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
看着那些痛苦的病人,都向我投来一种漠然的表情时,我害怕和入院前的一分钟对比。我后悔来看医生,更惧怕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听手术工具丁丁当当的磕碰声。我甚至想倒退走出医院,让那些眼花的人误认为我是前行的。
我究竟怎么了,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吗?
我的心里出现一种颤巍巍的声音,表情充满悲剧色彩:不!那决不是一个小手术,手术过程要全麻。全麻就意味着没有了呼吸,把一根长管伸进气管里,接触到肺,用机器来辅助呼吸。手术需要三个多小时。
医生说完后根本不管你是如何听完他的带有拯救式的判断。他没有我想像的那种随和,我不要求他的语言一定带着古希腊随想的抒情,但绝不是冷得让人一惊一乍。医生丢下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的科学依据,瞪着镜片后鼓溜溜的眼睛等我回应。我此时哪有什么激情对一个执刀手产生功能性的反应,连幻觉都充满疲惫。我的语言表达非常简单,冲着他点点头,表示同意或接受他的治疗方案。
    强者站在我面前,我必定毁灭他像一头公牛般的造型,根本不需要麻烦语言,从心里使他虚脱。面对弱者,我像一本教科书,循序渐进地充满偏爱与仁慈。此时自己成了病魔的弱者,没有优美的微笑,没有勇敢的快乐,或许还有恐惧与躲藏。我于是冷嘲自己精神衰败后的任何反应,一种半年来没有过的轻松。看病前还在办公室紧张地处理工作,只是不能说话,还处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上。怎么一听医生说必须入院,我立刻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从上到下的沉重和无力,马上需要躺下来,需要有人照顾。
其实人是很脆弱的动物,精神垮了什么也都没了。再坚强的人有时只是一句话就能使其崩溃。这可能是我崩溃后的慵懒吧。
躺在病床上,虽然可以走,但总觉得自己是个病人。看着行动自由的健康人,我在心里评判着:如果此时用一个深圳换取我的健康,我宁愿选择健康。深圳我可以随时拥有,失去健康只是瞬间的事。
从我入院的指令下达起,我的眼神也和那些病人一样,看着从我视线里经过的人们,缓慢地转动,无神地注视着一个方向。原来那不叫漠然,而是一种羡慕。失去方向感的羡慕。
我看着手里的房卡503房5床,也穿上了蓝白条住院服,平时来医院看病都离穿住院服的病人远远的,怕传染。如今呐,自己成了需要理解和关怀的不成样的东西,渴望别人大胆地怀疑自己的病种。怀疑就有注视,制造注视就意味怕忽视。我才发现自己是个十足的创见艺术痛苦的天才。我为自己罕见的笨拙感到虚弱。而我发现始终有另一个我窥视自己种种行为,居高临下地审视陌生的我。于是另一个我发出啧啧的清晰判断声:你本该可以隐蔽脆弱,去开始对现实接纳。你缺乏对喜剧的渴望,是因为你只知道悲剧的源头而不知道疯狂的喜剧。不过,会制造悲剧的人一定具备悲剧意志。
就算我是一个惧怕病魔的人,但我坚信一直活跃在精神深处的先知者,始终会成为我古老的乐观主义的替身。于是我拿起蓝白条的住院服,不需要雄辩地穿在身上。
这是间朝阳的病房,有两扇推拉门,茶色的玻璃,显得不透气很沉重。病人需要充足的光线照射进来,玻璃应该是白色透明的,我在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句:是哪个猪设计的。窄窄的不足20平方米的病房里住了5个人。这里生意太好了,我心里嘀咕着。没人留意我经过复杂的斗争才加入她们队伍的成员,连愣愣地看都被忽视。
医生和护士长像阵旋风刮进来,简单地问了下病情,临走时丢给我一张住院须知。出于遵守院规,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共九条,其中第二条要求病人离开病房要写假条。很久没尝到有人管的感觉了,一下子觉得自己还挺服管,乖乖地听从医生的安排。对医生的安排不能有任何异议,有异议就会出现一些征兆,刚入院时我已经尝到了苦头。抽血化验时我看到血就怕,排队排到我,我就再往后排,最后抽血队伍只剩我一个人。我几乎半蹲状蹭到医生面前,苦涩地伸出胳膊紧闭眼睛,一个劲地央求医生慢点扎,没想到医生报复我,扎了三次才正式抽血。
第一夜在医院留宿,心里总有恐慌感,怎么也睡不着。硬硬的铁床,不知躺过多少病人(可能还有病死的)。越是睡不着越瞎想,越瞎想越害怕。刚要进入睡眠状态,临床做耳穿孔的小女孩做噩梦在床上连蹬带踹,还间歇性尖叫,一个晚上弄了几次,我被吓得频频上厕所,最后干脆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5点半护士又抽我50cc的血,我把勇敢装得很像。验尿,量体温,皮试,一直忙到8点钟。小女孩醒了,我作手势告诉她昨晚她做噩梦了,她怎么也听不懂,我就在纸上写了“噩梦”两个字,她一看,很吃惊地指着我,以为是我做噩梦。
噩梦之后的第二天有两个朋友来看我,不让我说话,我说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明天做手术。她们担心手术失败,我不知哪里来的幽默,一直存在的恐惧蜕变成释怀的心态。我告诉她们没什么好担心的,失败后的沙哑声音也许会成就一个摇滚歌手。当说到全麻就是半死状时,她们一脸的紧张。我开始嘲笑她们怕死的德行,我故作轻松说先到下面探探路,搞好关系看看情况,免得几十年后陌生。妹妹说我们都是入天堂的,不下地狱。大家于是一脸的紧张放松下来,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我看到其中一个朋友的下嘴唇微微发抖,脸色都变了。
来看我的人不断。快乐装久了就变成真快乐了。公司送来大束鲜花,病房里立刻飘起了淡淡的花香,一下子我又联想起我的小花园。这几天连降暴雨,最后离开家的时候,我特地到花园里走了一圈,扶正了被暴风雨打得歪歪扭扭的花草。几天没见了,也不知谁在管,拿着手机不能用,来电话也不能接,干着急。
没有语言的日子无比幸福。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应该经历一次。沉默会掩盖各种情态:愤怒,浮躁,欲望,信仰,轻浮,痛苦。
现在我又想起入院的第一个晚上,其实更恐慌的并不是那个小女孩做噩梦,而是天花板上的吊扇晃晃悠悠地转动。每转两圈就发出陈旧的吱吱嘎嘎声,好像在恐怖片里听过,让我联想起破旧的古堡里发生的故事。
医院真不是人待的地方。
病房里走了一个又来一个,走的那个是4床姓郭的女孩。她比我勇敢多了,打针从来不怕,她说她很喜欢文学,喜欢写点东西发表。她读了两年卫校觉得没意思就退学了,说到这儿,她露出后悔的表情。我不知是安慰还是打击,总之说了一句令她发笑的话,写在纸上:本来你是扎别人的,现在被别人给扎了。
她听出了我害怕手术,临走的时候甩给我一大堆鼓励话。我被这么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小女孩规劝,像极了无花的果实,光秃秃的有些尴尬。我周身搜了一遍也没找出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她。最后我利用幽默解决了难堪的画面:我也没什么送你的,那就送你到楼梯口吧。
这次住院我同时接受中医针灸治疗,都在这家医院但不在同楼。这几天背痛得厉害,考虑了后准备一起治疗。中医在对楼的六层,我把一个月前的治疗单交上去后排队等,不一会儿老中医冲着我喊“周某某”,我看着他觉得怪,我不叫“周某某”。可是老中医一个劲儿地冲着我叫,瞪大眼睛边冲我叫边向我走过来,不耐烦地说叫你没听见。妹妹忙上前解释,对不起她不能讲话,但她不叫“周某某”。老中医由不耐烦发展成暴躁,指着妹妹。刚才就从你手里接的这张单,我和妹妹几乎同时反应过来,猛地点头,表示自己就是那个周某某。老中医的气越来越夸张,竟对我人格侮辱。我看你是脑袋有问题,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有70岁吗?“70岁?”我不但怀疑他,连他家族一定有精神病史,要不就是老糊涂了,一个无耻的嫉妒。像17岁还差不多,如果70岁都能像我这样返老还童,我今天也不会来受你的训斥。
听到老中医的语气和态度,简直让人想到第一个动作就是马上掏出镜子平整下笑纹。
我们接过单一看:周某某 女 70岁。
我和妹妹同时笑了。
妹妹忙小声解释,周某某是朋友的母亲,我们借用了她的医疗卡。
老中医仍很生气地上下打量我说,怎么看都不像70岁,如果他一喊我,我马上有反应的话,他会立刻扔掉手里的工具猖狂逃跑,他说我不是妖精也是怪物。我虽然笑了,但不赞同他用怪物形容,有这么标致的怪物吗?玩笑归玩笑,他还是绷着脸指着单据说过期了,六月份都已结账,这都七月份了,重新开单。
重新开单就意味重新交钱。
妹妹的笑脸比任何时候都起作用,老中医终于笑了,看着我说你是第一例,我都不知你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我们连连点头:“真有病,真有病,病得严重。”
我们逃过那一关后,每天坚持理疗。几十根银针扎在我的背上,先用电流刺激30分钟,再用低频治疗15分钟,上楼,下楼,等电梯,每天要受一个小时的罪。电流所到之处,再理性的人都会染上幻觉或者幻想,感官直接达到极致。我把疼痛建立在幻想上:一个背部扎满银针的病人,随着电波疯狂跳舞。在抒情的秋季,踩着落叶,奔跑在所谓的世界里,拉着上帝翩翩起舞。
人有幻觉真好,痛苦如同上了幸福的岛屿。每次结束针灸,我都沉浸在被美好拯救的安慰之中。在美好中结束痛苦多么需要意志的支持。一天中午在电梯口撞见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他的家人看见陌生人就让他说“你好”。他直愣愣地看着我,张大嘴巴,吃力地说“我———好,我———好”。他的家人怎么教他说“你好”,他都坚持说“我好”。
他就是从理疗室出来的病人。
我突然觉得腿很沉重,不知是怎么挪到理疗室门口的。那天以后,我有意错开那个“我好”的男人理疗时间,怕受刺激,更怕给理疗带来的障碍。有时又下意识向里面的病床张望,也许是看他好了没有,或许只是好奇,但我再没见过他。
从住院那天我就开始动笔写医院的趣事,写住院的全部过程,也算是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一回。还有一个收获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那么多的鲜花,送花的人一直没间断过,连吊针架两侧也都挂了花篮,香极了。一时很兴奋。在鲜花拥抱的病床上,有时会忘记是在医院里。
这是个宁静的早晨,昨夜一直没合眼,想着手术的场景,想着全麻,一点的睡意也都被恐惧驱散掉。5点钟就起床了,洗漱了一番,急忙吃了点东西,准备全流食五天的食量。但毕竟是小小的胃,又紧张,吃点东西就饱了。一切准备就绪,我百无聊赖地坐在床上,观察每一个熟睡的病友。六床和七床的小女孩玩游戏很晚,早晨不起床,别说我轻手轻脚,连护士几次拉她们被角量体温,都叫不醒。
8点以后护士叫我去喷喉。喷喉时四个人一起喷,一人一个喷管。药物从喷管里喷出,像雾一样,因此也叫雾化。有个很可爱的情节,我总想笑。四个人都张着嘴,像饥饿的小鸟等着喂食。喷管也许老化了,除了喷雾还喷水,热水珠溅到脸上和前胸上有点烫,不过我每天用的喷管从来不喷水,他们都觉得奇怪。每天喷完,那三个人的脸和脖子总水涝涝的,顺着脸流水,跟蒸过一样。
4床爱做噩梦的小女孩家共8个孩子,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一岁。她爸爸开了一家办理出国的公司,几个小孩都在国外读书。我觉得好奇,便写字条问她,超生罚了多少钱。她皱着眉,几乎听不懂我的问话,好像在她16年的词典里没接触过超生的词组,不摇头也不点头,一直低头看那个字条。
这个早晨看上去有点杂乱,但我的心还保持安静的空间。我静守着进手术室。到了下午2点半,我突然躁动起来,坐立不安。护士拿了一根长长的针冲着我走过来,说是镇定针,我的确需要镇定,打完针后动都不能动,沉甸甸的。
我静静地躺在手术车上,当厚重的两扇带有“手术室”标志的玻璃门重重地关上后,门外关心的目光与我暂时地隔离开了。
我紧闭着眼睛,感觉手术车转了两个弯,听到许多金属的碰撞声,还有匆忙走动的医生。很热闹,跟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有不断的笑声传过来。我睁开小小的一条缝,模模糊糊地看见推着我戴着口罩的护士,什么表情都没有。我又把眼睛紧紧地闭上,气都不敢大出。
又转了一个弯,那个护士冷冷地把我推到一边,没有交代。我听见她急急的脚步声走远了,半天手术室里没任何动静,静得吓人。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了一下,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些仪器放在那儿,我的旁边还有一张空床。我开始展开了我的联想,设想了几个手术失败的病历。越想越怕,我索性光着脚跑出了手术室,正好被前来给我手术的医生撞上。他们大声地责备我的不规矩。问我好几遍为什么下床,很生气的样子。我不能说话,我只有在纸上写了两个字:害怕。
我的医生朋友特意来陪我,他刚做完手术,一副血淋淋的样子站在我旁边。我见血就晕,做了一个不让他上前的手势,但告诉他别走一直陪我醒来。
从麻醉师推麻药,数到九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一直等到手术完六个小时后,我才听到有很多人在我的床边。我努力想睁开眼睛,但是没力气。
第二天一早护士小姐到病房喊:“5床谷雪儿吃药了!”我忘记了手术的事,本能地应了一声。过一会儿感觉喉咙痛,还有血流出来,经检查发现手术的伤口开了。
医生狠狠地训斥了那个护士小姐。
医生又把我的喉咙撑开,重新粘合了,但这次没有用麻药。
也许就是那个原因,喉咙恢复得不好,经常嘶哑。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喝酒,不能唱歌。我失去了很多用亮丽的声音表述的机会。如果说是我的不幸,那也是伟大的不幸。因为我已经历了伟大的痛苦。
这应该是我30年来收到鲜花最多的,无声的日子,只有写点东西,又不知写什么,为了配合伤口,尽量保持心情好。顺便记录了这段无声的日子。
如果给我一次假定的机会:我会循环一次生命;为健康而震颤;为贫穷而自满;为能与这个世界的阳光、小虫、掠过的空气接触而感恩。
责任编辑   白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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