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母亲的表现很不满意，我想，就算是父亲的主意错了，作决定的也是村支书和大队长啊；就算是决定错了，他们为的也是大家啊。哥哥自是不会想这些的，他沉着脸，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有时抬起他那双细长的拉二胡的手，看呀看的，仿佛已经受到了砖头的伤害似的。我对哥哥的表现也不满意，对母亲不敢说什么，对哥哥就不怕了，我伸手就朝哥哥的手打去，声音清脆而又响亮，惊得阳光都抖了一下。
母亲追上父亲，执意要他回去，父亲却执意不肯，父亲说，我倒要看看，地里到底有多少砖头！在众目睽睽之下，母亲羞于跟父亲争辩，只好由了他去了。这样，我们一家四口，便齐刷刷地往砖头地里走去了。
这块砖头地，名字叫东岗头，原来地势比村子还高，夏天种上玉米，从村里望过去，天上的云彩都要被它遮住了。现在，地里光秃秃的，已和相邻的地块连成一片了，从这头就能望到地的那头。那头是一轮刚出升的太阳，又大又圆，笑眯眯的，仿佛是在嘲笑我们一家人的尴尬。
地里的砖头，不捡不知道，一捡，还真让我们吃了一惊，我们的锄头，只要触到地上，就能听到刺耳的与砖头撞击的声音，我们的手指，闭了眼睛都能摸到硬邦邦的砖头瓦块，一个畦子还没走出去，筐里的砖头已经满满的了。
修路修成这么个结果，父亲当然不会想到，东岗头这块地，少说也有上百亩吧，明年，后年，甚至大后年，都不要奢望它能长好庄稼了，而且，还要搭上不知多少捡砖头的劳力。可是，修路若是错的，不修路就是对的么？
不多时，捡砖头的社员们也都到地里来了，他们成群结队的足有七八十人，却没有一个肯靠近我们。一边是黑压压的一片，一边是冷清清的四个人，我发现，这样的阵势，连父亲都有些不安了，他几次往筐里扔砖头都没扔进去，有一次还扔到了我的脚上，疼得我哎哟哎哟的，他却就像没听见一样。
我知道，在生产队干活儿是要计工分的，我便问母亲，我们计不计工分？母亲几乎是带了哭声说，你还想计工分啊？
社员们那边不断传来阵阵的笑闹声。风是逆风，也听不清他们笑闹的是什么。但每回笑声一起，我们都止不住地往那边望，仿佛那笑是一块一块的砖头，随时都可能砸过来一样。我感到，即便是一直这么相安无事下去，我们一家人也似坚持不了多久了。
果然，有一刻母亲忽然就将筐里的砖头呼啦啦倒了出来，她说，走，回家去，不捡了！我和哥哥和父亲怔怔地看着她。她说，咱就是捡上十年，也堵不住人家的嘴的！
我和哥哥自是站在母亲一边，把手里的砖头立刻扔掉了。
我们却没想到，父亲说什么都不肯走，他将一只筐一把锄拿到身边，长长地叹一口气说，你们走吧，我自个儿捡。
母亲说，你自个儿才能捡几块砖头？
父亲仍是回答，捡了几块算几块。
母亲说，他们会把你骂死的。
父亲说，不捡就更得挨骂了。
母亲说，我看你是自个儿往自个儿头上扣屎盆子呢。
父亲说，不扣也逃不脱的。
父亲不肯走，母亲也不好走，倒出的砖头却又不想再捡回筐里，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人也不知从哪儿走来的，忽然就到了我们跟前了。
这人矮小的个头，一张瓦刀脸，脸上有几颗很大的麻子。我和哥哥都见过他，知道他是生产队长。父亲和母亲当然也知道。
生产队长其貌不扬，眼睛却亮得叫人心惊，他挨个看了我们一家人一遍，问道，谁让你们来捡砖头的？
我们都回答不出。
生产队长又说，我是一队之长，我没派的人是不能来的，知道不知道？
母亲分辩说，我们又不挣队上的工分。
生产队长说，不挣工分也不能想来就来，再说你们说不挣，大家谁知道你们不挣？
母亲说，这是什么话，莫非还要我们挨门挨户地嚷嚷一遍？
生产队长说，你不干了，不就也省了嚷嚷了？
母亲说，不干就不干，我们还正不想干呢。
生产队长说，不干就对了，赶紧的，回家去吧。
生产队长说得不急不慌的，脸上没有恼意，也没有笑意。
母亲纳闷地看看他，也顾不得多想，拉了我和哥哥就走。走开几步回头去看父亲，父亲却仍纹丝没动。母亲急道，你没听见队长的话吗？父亲却说，你听队长的，我一个国家干部，干吗要听他的？
生产队长接过去说，你可以不听我的，但你我得听党的，党把这块地交给我，我就不能随便把人放进来。
生产队长比父亲年轻了许多，按街乡辈的叫法，他该叫父亲一声叔的，但我从没听他叫过。我想大约是父亲没给过他机会，父亲每天骑了车子上班下班，眼睛从没在过往的村人身上停留过。可是现在，我看父亲开始对这个小小的生产队长注意地看着了。
不过是一两眼吧，也不知父亲从生产队长身上发现了什么，他忽然就换了恳切的语气问道，你，你叫什么来着？母亲没好气地代队长答道，杨扁。父亲接了说，对，杨扁，你说实话，这块砖头地，今年能不能种上庄稼？
杨扁说，能啊。
父亲说，种上了能收几成？
杨扁说，往好里说，四五成吧。
父亲说，几年才能到十成？
杨扁说，那就不好说了，一要看砖头还有多少，二要看底肥能上多少，三还要看社员们干活儿有没有耐心。
父亲说，有没有耐心，还不全看你做工作了？
杨扁说，是啊，工作哪就那么好做，好比眼下，你们不走，大家捡砖头就要走眼，一走眼砖头就捡不多。我又不是国家干部，得罪了人拍屁股就走，我得跟他们打一辈子交道呢。
杨扁仍是不慌不忙，仍是不恼也不笑，这种样子说出来的话，就是不想嘲讽也会透出几分嘲讽的。
父亲像是有些恍然，又像是有些不甘心，他说，杨扁，要我走好说，但我还是想问你一句话。
杨扁说，你说吧。
父亲说，修这条路，是好事还是坏事？
杨扁说，好事啊。
父亲说，那这块地影响了收成呢？
杨扁说，坏事啊。
父亲不解地看着杨扁。
杨扁说，你一个国家干部，好事坏事还搞不明白啊？
父亲说，那你说这条路该修不该修？
杨扁说，该修啊。
杨扁把眼睛眯成了两条缝，语气中透出的嘲讽意味更足了。
父亲说，我是正经问你话呢。
杨扁说，我也是正经在答啊。
父亲看一看自个儿手里的筐和锄头，说，既然该修，我就要用我的行动感动大家。
杨扁忽然把嘴咧开了。他显然在笑，但没发出声音。他不笑的时候难看，笑的时候就更难看了，几颗麻子挤在了一起，嘴角扯的，都快接到耳朵上去了。他就这么咧了嘴说，我看不是修路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呢。
父亲说，我有什么问题？
杨扁说，你把自个儿太当个人物了。
说完，杨扁转身就往那边的人群里去了。他走路也是大甩手，也是八字脚，却是个里八字，每一步都像是要把地牢牢地勾住一样。
回到家里，父亲张口就问母亲，怎么就没听你提起过这个人呢？母亲说，你也没问起过啊。父亲说，他什么文化程度？母亲说，小学都没上过。父亲说，小学都没上过他还有什么好狂的！
叫人不解的，是这天晚上，父亲让母亲备了酒菜，竟把杨扁请到家里来了。
杨扁喝了杯酒，吃了口菜，话还没聊几句，就要起身告辞，说队上还有一大堆事等他处理，他真是没空闲聊。父亲自是不便硬留，送他出门返回屋里，待了半晌才说道，人再聪明能干，不学习也难成大器。母亲说，跟你学习就能成大器了？父亲说，你什么意思，跟杨扁都一个口气了。母亲说，我还不是想让你过清静的日子。
这时，哥哥房里的二胡正拉得如痴如醉。是一首美妙、忧伤的曲子，就犹如一个美丽的女人在对她心爱的人诉说衷肠。
父亲说，我何尝不想过清静日子？跟你说吧，我做梦都想！可一个大男人，要是一天到晚地躲在屋里拉二胡，大家会怎么看你？社会会怎么看你？
母亲说，管他们怎么看。
父亲说，一个女人可以不管，一个男人就不能不管了！
父亲的口气激动而又无奈，母亲不禁也长长地叹一口气，转身给父亲打洗脚水去了。
父亲洗着脚，唱出了一段我很少听过的戏词：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
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
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今夜晚怎能够盼到明天？
……
                                   2005.8
作者简介：
何玉茹，女，1952年生于河北石家庄。1986年毕业于廊坊师专中文系，1986年7月开始先后任《河北文学》《长城》的小说编辑，1997年到河北省作协创研室。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300多万字。

责任编辑   张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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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奔突在落寞与不甘之间
                                      铁 凝

《父亲》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当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席卷了全中国时，小说的主人公———父亲的生活也随之改变：由一家建筑公司领导的秘书而被贬至属下的工程队，去作强体力劳动。这位父亲的身份是国家干部，家却在离单位不远的乡村。他这种生存的格局似决定了他的自我认知角度；他的体力与农事逊色于身在乡村的家人，而他的精神和见识却宽广于生养他的那个乡村。为此，他有理由无视村人的存在并优越于他们。
这位父亲有着一些在村人看来过于讲究的习惯，比如早起刷牙，睡前洗脚，冷水洗身，不喝生水等。刷牙、洗脚是讲卫生；冷水洗身应该是强健体力和磨练毅力吧。不能用好高骛远来形容这位父亲，因为他除了有点“势利眼”，喜欢享受，看不起普通人（父亲的女儿、小说的第一人称“我”语）之外，并没有更不切实际的追求。他十几年努力认真地工作，业余时间喜欢找人“神聊”，崇尚那么一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氛围。革命了，乡村还是原来的乡村，而父亲却无法再是原来的他了。乡村充满韧性与耐力的土地渴望的是结实的行动，可村人又常常缺乏获取利益的耐心。父亲则与乡村相反：他缺少行动的能力，但不乏一些眼光长远的主意，并且有些较真儿。他提议村干部填沟修破败的村路，结果高处的土填平了沟，却露出了大片埋着碎砖的老坟地。于是，为了让这块布满碎砖的“生地”早日种上庄稼，社员们无休止的捡砖运动开始了。又因太耗工时，人人都怨气冲天，矛头直指出主意的那个人：父亲。自尊极强的父亲在巨大压力下，亲自率家人去地里捡砖，以他少有的“体力劳动”堵村人的嘴。且看他虽是去地里干活儿，还身穿中山装，脚蹬黑皮鞋，撇着外八字脚，大甩着手，高扬着头，一副落寞与不甘兼有的样子。和他这形象相反的是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也是大甩着手，却是里八字，“每一步都像是要把土地牢牢勾住一样”。生产队长来到正在捡砖的父亲跟前，不屑于甚至不容许父亲的劳动。他和村人的看法一致：父亲只是个不负责任的、和这块土地没有关系的国家干部，这修路的主意分明是给这村子添了乱———都什么年头了，你以为你是谁呀？生产队长的神情告诉父亲：你也太拿自己当个人物了。两人面对面站着，一问一答着，却似永远无法沟通。以至于，当父亲对生产队长说“我要用我的行动感动大家”时，这句本来诚恳而庄重的话竟变得有了几分滑稽，又因滑稽而格外叫人心酸。
作者用笔简约地写了父亲的外八字脚和生产队长的里八字脚。“外八字”步态多半会带出些自大和悠闲；“里八字”则总有点紧紧巴巴的努力和勤俭。这样，作为读者的我，在这两个无法沟通、且相互轻蔑的生长于同一个村子的人物之间，一时竟难以辨出谁是谁非了。太拿自己当个人物有什么不好呢？父亲这样的人是否一定要胜任体力劳动才算个有作为的男人？如他在“革命”之后的反思那样。而生产队长那紧紧勾住土地的里八字的脚，又叫人觉出他才真正有种和这土地难解难分的力量，虽然他长相偏丑，小学都没念完。这似是一个时代造成的尴尬，又仿佛是一整个儿人类面临的既微小、又强大的困境。再辉煌的人生也会有落寞的时段吧，更何况父亲这样一个平凡的小职员。父亲的可爱和叫人可恼似就在他于落寞和不甘之间的奔突了。
小说也有让人遗憾之处：作者好像担心写不透彻主人公父亲的心境，特别在一头一尾加了两大段京剧唱段以作氛围的补充和渲染，显得累赘了。相反，开篇描绘父亲的看上去很特别的冷水洗身，却没有有机地贴住人物的精神和身体再作勾画，使之变成了泛泛而谈。这是否是短篇小说的忌讳呢？
读何玉茹的小说已经很多年。我喜欢她写作时沉静而温婉的心态，也喜欢她骨子里小心而又顽强地弥漫开来的决不言败的气度。这不言败是说她对生活绵密妥帖的积极体察，也是说她对文学本身所持的默默的自信。读何玉茹的小说，还会感受到写作的确是她内心的需要，这在当今文坛，尤其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