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康德好，何必慕公知——致邓晓芒

智者说

晨起看到微信上的一篇文章：《专访哲学家邓晓芒：中国人没有超越动物性之上的观念》。一看到这个题目就觉得很扎眼。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其精神的高贵，如果没有超越动物之上的观念，自然便是与猪狗无异了。这句话没有老百姓那句“你就是个畜生”那样直白，意思却是一样的，不过是被所谓的“文人”“文化”了。原以为文章的标题是采访者加工剪裁，故作惊人之语，却不料看下去，此语恰恰又是邓先生的原话。令我不解的是，邓先生是不是这种与猪狗无异的中国人呢？

邓先生果然超脱得很。开口“中国人”如何，闭口“西方人”如何。这让我想到一个很酷的场景，一个“巨人”蹲在地方，看着地上的蚂蚁在数落着：哦，白蚂蚁、黄蚂蚁，黑蚂蚁……问题是邓先生假门假式地蹲在那里，并不是这种“巨人”。他所面对的，他所言说的不是具体的蚂蚁，而是抽象的蚂蚁。“白马非马”之类的逻辑训练他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他所说的“中国人”，是不包含个别的一般。譬如，他提出的所谓“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就是不包含孔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的。譬如，他提出的所谓“中国人”缺乏认罪意识，就是不包含具体的人认罪伏法的。邓先生想必没有当过兵，如果当过兵，就会知道，部队里每个星期六晚上的班务会，那种每个人都需要总结自己一周来的工作，便是一种程式化的“忏悔”。48年生人的邓先生自然是经历了那个特殊时期的，那种早请示，晚汇报，和西方忏悔又有何不同呢？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西方忏悔所面对的是神，而国人忏悔所面对的是伟大领袖。也许邓先生已经完全忘却了国人经常操弄的那种文体——检讨书、悔过书，难道不是一种“忏悔”乃至“认罪”最直接的变现形式吗？

邓先生不仅“超脱”而且“大气”得很。在他看来，中国人应该补一补基督教这门课，“西方人上过这门课，而中国没有，我把它引进来，就是让中国人也上一上这门课，缺了这一步，就有很多缺陷，当然别的方面你可以很完善，你可以发展的很成熟，但缺了这个东西，你的国民心里面就缺一块。”唐贞观九年（635）基督教便已传入中国，你“把它引进来”，实在是有点大言不惭了。早在一百多年前，国人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落后，需要补补课，那时候，人们主张请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所谓的科学与民主。就西方的工业文明而言，中国的确需要补补课，而且先生也请对了。恐怕是邓先生读书读傻了，连一百多年前的人们都不如。且不说中世纪宗教统治下西方的黑暗，如今西方在中东挑起的战乱有多少不隐含着宗教之争的底色呢？邓先生要把基督教引进来，其真实的目的不会是要把中国带到沟里，跟着去趟这股浑水吧？！

邓先生为什么会有此等“胸怀”与“抱负”呢？究其实质，来源于邓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错误认识。在他看来：“东方一般都是大家公认的‘天人合一’了。西方是三元结构，就是天、人和神，三者的关系，三者相分，但最终还是想要达到三者合一，所以西方也有“天人合一”，但是要经过神。这个思维模式把它立起来，你就有了一个方向”。

中国古有“天人合一”之说，流传至今，众说纷纭。天人合一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天是自然、客观、客体，是物质；人是什么？是意识、主观、主体，是精神。“天人合一”的本质含义在于，思维和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圆融。这种天人合一、主客圆融在哲学上的意义在于，它终结了哲学史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主客两分”。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游刃有余、如同神助、出神入化的境界，是一种“神”的境界。中国的天人合一是内求自身的“神”，让自己“神气”起来，而不是制造出一个外在的偶像的神。中国的这种“天、人、神”与西方的“天、人、神”孰优孰劣不是十分地明显吗？不仅是邓先生喜欢的西方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中国人同样爱好自由，究竟是达到了游刃有余、如同神助、出神入化的境界你感到自由，还是由人家弄出个偶像来让你整天顶礼膜拜你才感到自由呢？须知，一个人的自由，首要的是思想上的自由。抬头有个偶像，心中有种禁锢，你还会有什么思想上的自由呢？

早知道邓晓芒是研究德国哲学，尤其是研究康德的“大家”，遗憾的是至今未曾领略邓先生的独到之处。如今中国“公知”多，独喜哲界很少见。个中原因也许是哲学大佬们半洋半古的语言阻碍其“脱颖而出”吧。一旦真正把话说白了，“公知”的本真便暴露了。操弄着那种“公知”的口吻，开口中国人如何，闭口西方人如何，在中国哲学界，到底还是出了邓先生第一人，呜呼悲哉！（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