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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思想家点评:克尔凯郭尔

(2018-05-01 14:09:10)
分类: 中外思想家点评

克尔凯郭尔

 

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主要著作有《非此即波:一个生命的残片》《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爱的作为》《恐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等。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很多人的一生就像青草一样,从春到秋,还没有留下什么果实便枯萎凋零了。克尔凯郭尔的一生所留下的不仅是一种果实,他留下的果实五花八门,有些被人们所认识,有些不被人们所认识;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无益的,有些甚至是有害的;有些流传了下来,有些则被他自己直接毁掉了,有些还有待后人分辨整理。克尔凯郭尔留下的果实,存在于他那五千多页的著作中和上万页的日记中。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一些日记被他整页整页地撕掉了,以至于人们无法揣测那果实的诡秘。

克尔凯郭尔之所以不同于常人,为世界留下了如此众多的精神果实,原因在于他天才的心灵禀赋与特殊的生活境遇。他活得很不幸,因此有了特殊的精神遇见,有了奇异的精神果实。正如他自我感叹的那样:“我在童年时起,就已经成为精神。”因为肉中刺,他在旷野中发出孤独的尖叫。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米凯尔·佩德森·克尔凯郭尔出身贫寒,原本是个农奴,做过放羊娃,后来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并且靠经营羊毛致富,同时又继承了叔叔的部分财产。1794年他第一次结婚,没有生下孩子,两年后妻子便去世了。次年,他娶了家里的女仆安妮。安妮没有文化,婚前便与其通奸,未婚先孕。他们先后生下了七个子女,最小的克尔凯郭尔出生时,老克尔凯郭尔已经年近花甲,安妮也到了更年期。

有两种观念意识啃噬着老克尔凯郭尔的心灵,一种是等级差距感,他认为后妻安妮与自己不在一个等级上,自己娶了安妮完全处于无奈。夫妻之间没有爱,只有性。他看不起妻子,又必须生活在一起。他在与安妮的婚姻登记文书上就显示出了这种不平等意识。如果他先于安妮而去,后者只能得到很少的遗产。另外一种感觉是宗教负罪感,他认为自己的通奸行为是违背《圣经》的,因而自己是有罪的。安妮与他们的五个孩子先后去世,死亡的气息笼罩着这个家庭,他更加相信是上帝在有意地惩罚自己。临死之前,他还向自己的小儿子透漏了一个秘密:十几岁的时候,他还在荒原上放羊,整天与羊为伴,夏日顶酷暑,冬日冒严寒。他痛恨命运的不公,曾经爬到一块巨石之上,仰天握拳,大声地诅咒上帝。他认为家中的种种不幸,一定是上帝惩罚的结果。父亲终日为上帝的惩罚感到惴惴不安,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自身的孱弱和家人的死亡,让他倍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的强大。他笃信,自己活不过34岁。

在克尔凯郭尔25岁时,父亲也死了。所有的家人,除了一位长兄外,其余全部去世了。他本来就有着先天的生理缺陷:驼背跛足,体弱多病。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他注定是抑郁的。很多人的心情晴空万里,格外明朗,而他的心情却是乌云密布,阴霾重重。这种迥异于常人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他必有特殊的心灵遇见与心灵体验。

他身体瘦弱,行动笨拙,但是智力超群,语言犀利,尤其擅长揶揄。最终凭借这种语言能力在人际关系中争得一席之地。他曾经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到:“我刚从一个晚会上回来,我是这个晚会的台柱和中心人物:我妙语连珠,令每个人都开怀大笑,都喜欢上我,对我赞叹不已 —— 但是我还是抽身离去了,其实这个破折号应像地球运转轨道的半径一样长 ———— 我想开枪打死我自己。

1830年.克尔凯郭尔进入哥本哈根大学,之前他在一个著名的男子学校接受了初等教育。在大学里,他学习神学,一心想当牧师,其毕业论文为“苏格拉底特有的讽刺概念”,毕业后,他考取了神学学位,但终生没有担任过神职。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文学著作,对戏剧和音乐也有浓厚的兴趣。

出于长久压抑的释放,克尔凯郭尔渡过了一段放荡的生活。他在酒吧里一掷千金,高谈阔论,以此博取人们的赞赏,借以平复自己的怯懦与自卑。他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鼓足勇气走进妓院的大门,然而,最终还是在妓女那“野兽般的咯咯笑声中”逃也般地离去。

1837 年,在朋友家里,克尔凯郭尔爱上了一位名叫雷吉娜的姑娘。尽管他身有残疾,美丽纯洁善良的雷吉娜还是为他才气所动,深深地爱上了他。更为顺利的是,雷吉娜身为州参议员的父亲也同意了他们的交往。然而,两年之后,克尔凯郭尔却主动解除了婚约。已经走近了伊甸园的大门,他却转身离开了。男女情爱的幸福刚刚品尝,生命的小船刚刚驶入正常的轨道,却让他重新岔回了原来的方向。他痛哭了整整一个晚上,而且终身都在眷恋着她。他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痛苦,也给姑娘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他的三心二意,说明他已经无法从幼时习惯的情感状态中走出,从命运的意义上讲,这是他的宿命。

一个人总是习惯于某种精神状态,尽管这种状态并非惬意与幸福,稍有朝向阳光的离轨,他也往往会回到那种状态中去,这就是习惯的力量。譬如一个人总是在不停地抱怨、诅咒,当生活为他开启了一片崭新的景色之时,他极有可能很快地宿命地回复到原来那种糟糕的状态,因为那种气急败坏的情绪就藏在不远的门后,因为他开启嘴唇便是骂骂咧咧。习惯已成自然。习惯已将糟糕变为正常。

与雷吉娜解除婚姻关系后,克尔凯郭尔很快来到了德国。此时,黑格尔已经死去了十年,谢林雄踞德国哲学的讲坛。在柏林4个多月的时间里,克尔凯郭尔多次聆听谢林的讲座。他不满黑格尔的哲学,同时又不满意谢林对于黑格尔的批评。对于黑格尔那种庞大的抽象的逻辑体系他表示厌恶,认为哲学研究不该关注那种抽象的存在,而应该关注具体的丰富的人的存在。哲学研究的起点是个人,终点是上帝。回国以后,克尔凯郭尔开始写作、整理并出版了自己的著作,1843220日,出版了《非此即彼》(另有译文为《或此或彼》),同年1016日,又出版了《恐惧与颤栗》《重复》两部书。

他是一个被恐惧、颤栗、悲观、绝望等消极情绪所支配的人,又处于极度孤独的境地。他远远地站在一边,对于正常生活着的人们,对于正常运行的社会发表异见。可贵的是他那置身世外的立场和他的心灵体验。他的哲学思想,更多地体现在表述自己心灵体验的文字里,而不是那种正经的结论、庄严的体系。他的哲学是带有体温的,他的哲学是丰富的而不是干瘪的,他的哲学是可以从多重角度去理解的。理解他的这种哲学是一件没有尽头的工作。理解他的哲学需要体验他的体验,同情他的感情。

人们把克尔凯郭尔视为存在主义的鼻祖,在我看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早已经道明了存在主义的真谛,开启了走向存在主义的那道门缝。

当然,克尔凯郭尔对于存在主义的生成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人们一直眼睛向外,探究着对象的世界。人类的认识活动总是在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冷冰冰的进行着。是克尔凯郭尔发现了一个带着生机与活力的、有温度的一个重要所在,那就是作为主体的自己。接着,尼采来了、胡塞尔来了、海德格尔来了、萨特来了。

克尔凯郭尔有一段名言:“存在不能用概念去表达,并不是因为它过于一般和模糊,使人难以思考,而是相反的因为它实在过于具体和丰富,一旦把抽象思维用于存在,存在就失去了丰富的具体性,从而消灭了存在着的个人。很显然,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存在,特定限于生命的存在甚至于缩小到人的存在。

按照存在主义那句“存在限于本质”的著名论断而言,只有人及其所有生物在长大以后,才有确定的本质。而恒久不变的石头,在它形成的那一刻起,本质就已经是确定的了。存在主义认为,人在出生时,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有在成人之后才有善恶之别。以我之见,即便是就人而言,“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善恶仅仅属于人的道德属性,而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部。作为一种道德属性是不能与人的本质相等的。其次,就生长着的物质而言,其本质也未必后于存在。虽然作为人,只有在达到一定年岁之后,其性特征才显现,从性的意义上才算成熟;然而,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人都有着不同的本质。譬如女童、少女、少妇、老妪,同为女人,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有着不同的本质及其特征,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经过后人的总结归纳,克尔凯郭尔将人(存在)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审美的感性存在:通常是追求自己的快乐,追求轻薄的人生,追求自己自私的一面,是从维持生命到享乐方面的存在;二是伦理的理性存在:这是一种比较严肃的、尽责的人生,以理性的方法、哲学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使自己对别人尽到伦理责任,合于社会道德的存在;三是信仰的宗教性存在:这是一种祈祷和爱的生活,是对神的自觉和崇敬,从而使精神有所寄托的存在。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与神之间有“素质上的无限差异”,人类不仅有限,更是有罪的;所以人必须凭借“信心的跳跃”,以内心的热情拥抱真理。没有信心的跳跃就会变成只有理性的宗教,但是这绝对不是正宗的基督教。谁能实现这种“信心的跳跃”呢?当然是克尔凯郭尔,因为这属于他个人的独特体验。

1946年,他出版了《〈哲学片断〉一书的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本来以为这是自己的最后一部书,他倾注了全部心血。按照他的想法,他面临自己34岁的大限。写完了这部书,就该就此搁笔,退隐到乡下去做个牧师,等待死亡的光临。然而,他没有等来死亡,却等来了一场论战。

丹麦青年诗人哥尔德施米特在其创办的《海盗报》上发表了一篇赞扬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海盗报》是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刊物,受到它的赞扬是对他的莫大侮辱,于是他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和揭露《海盗报》,结果引发了该报的全面反击。在1846 年,差不多整整一年之内,《海盗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克尔凯郭尔的文字,对他的为人竭尽揶揄讥讽之能事,甚至拿他的生理缺陷、服饰、家产、生活习惯等大做文章,并配以漫画。克尔凯郭尔的负面形象深深深地烙印在读者的心中,就连他在街上行走,也会成为顽童们奚落嘲弄的对象。没有人支持他,没有人同情他,他倍感孤独,“忠实的朋友”只剩下散步时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

在克尔凯郭尔短暂的人生中,可称作最后一次“暴风雨”的,是他对于丹麦宗教界的批判。他对基督教和怎样做一个基督徒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和官方教会的正统观点有所区别,有些甚至是公开唱反调。为此他写下了一系列的小册子。教会的原主教是他父亲的朋友,继任主教又是他的老师。他强烈要求教会当局公开承认自己违背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并进行忏悔。从而导致与教会的关系彻底破裂。

1855102,克尔凯郭尔在外出散步时突然发病被送往医院救治,他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将临,说我是到这里来死的。在医院里,他拒绝了哥哥彼得的探视,此时,彼得在教会中已身居要职。

他拒绝从神职人员那里领受圣餐。他同意童年时期的朋友波森来探望,波森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起初说没有,后来又说:请替我向每一个人致意,我爱他们所有的人。请告诉他们,我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别人不知道和不能理解的。看起来我的一生像是骄傲自大和虚荣的,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不比别人好。我过去这样说,而且总是这样说的。我在肉中扎了刺,因此我没有结婚,也不能担任公职。

他在遗嘱中指定把所剩无几的遗产赠给他念念不忘的雷吉娜,但是遭到她的拒绝。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年迈的雷古娜说出了自己的体悟:他把我作为牺牲献给了上帝

克尔凯郭尔这样形容自己:我就像一株孤独的松树,自私地与世隔绝,向上成长,站在那里,甚至没有一个投影,只有孤单的野鸽在我的树枝上筑巢。纵观克尔凯郭尔的一生,他是在病态之中,智慧的跌跌撞撞发出尖锐的声响。他的生活不值得仿效,他的见解很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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