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延展事业的渺茫

       文|赵德宝

眼下越来越多的“80后”正在或已经对“学非所用”这个词汇，采取了默认或服从的态度。

   窗外的夏天炎热潮湿，办公室里大功率空调制造的春天却让人感到格外烦躁。
 “我们这个窗子斜对面的那个楼就是谷歌中国，我们的楼下就是搜狐，”在北京五环外某大型网络公司做广告业务的许先生娓娓道来，“我在北京邮电学院的同学在那里，据说谷歌的伙食相当好，你知道我们俩是学什么的吗？程控交换机。”熄灭了手中的香烟，许先生继续叙述着那段故事，“当年的求职局面是，大多数同学选择移动、电信这样的本土巨头从底层做起，我也不例外。但当年中国通讯企业的现状是，大批老员工占据着高薪位置，新人总是做着重复劳动，固然中国电信的薪水在国企中可称第一，但我的第一辆汽车仍是遥遥无期。2007年，一气之下，我就转投了网络公司的业务口，总算是薪酬与付出挂钩了，但生活主题仍然是拮据。”
  与许先生类似，眼下越来越多的“80后”正在或已经对“学非所用”这个词汇，采取了默认或服从的态度。
  据北京智联网络招聘公司统计，2008年上半年在该公司注册的求职者，大多数人的大学专业和求职目标往往相距甚远，甚至不少求职者希望得到的“新业务”和过去的工作基本没有相同之处。而求职者的薪资要求，也无一例外的是6000元月薪起步，12000不算多。这个数字随着金融风暴的到来，在2009年上半年戏剧性地降低到了3000以上即可！
  在北京某进口货代做副总经理的孙小姐说：“当初我学的专业是工业设计，而第一家实习公司就是著名的北京现代。原本有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到了那里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上班的第一课是要有一身白领的专用服装，以免在形象上鹤立鸡群。做一个不起眼的螺丝钉，是这种跨国公司中的必修课目。随后的几个月中，部门的前辈不断把冗长单调的Paper works压在我身上，结果我和几个同学连续两个星期没有步出过那幢办公楼，半年内我看到的色彩只有黑白。后来因为我的舅舅一直在做服装面料生意，于是我就利用专长做起了纺织品货代。离职后才知道，合资企业里的中方员工根本接触不到技术层面的东西。”
  孙小姐的“学非所用”有幸被终结，而更多的大学生则面临着走出校门即开拓陌生的领域，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批评旧有教育制度为“离现实太远”，似乎北大应该变成商人培训中心（眼下似乎也是这么干的）。对于这个论点，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的周老师显然不同意。“大学教育，尤其是在我国苏式体制下的理工科教育，根本就是一种对思维方式的训练，学院式教育的诉求点是逻辑、理性、右脑，这和工业化国家的人才需求是相对应的。抽象、感性、左脑的启发式教育，也许更适合文科专业或艺术专业的学生，但如果学生逻辑思维存在着缺陷，则工作中仍会遇到大量难题。大学应该是打造电路板式人才的工厂，安装什么零件则是社会和个体的互动，而社会不应该谴责学校。”
   对于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有色眼镜，从笛卡儿的年代就没有停歇过，周老师的话我们无法全盘肯定，但对于“打造平台式人才”的新鲜说法，应该是给我们提了醒。社会是一个给各种人生存空间的舞台，个体能否适应，乃至有所建树，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潘石屹学的不是房地产，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房地产；比尔·盖茨学的不是Windows，因为那个年代计算机还很弱智；没有机会，天才可以自己创造机会。这让我们想起一句老话，“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当年发明这句话的佚名者，至少应该得一个一吨重的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