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会议氛围，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那股申办1995亚洲广告大会的浓郁气息，随即扑面而来！

就说印度尼西亚，不仅派出了115人声势浩大的广告代表团参加会议，而且在4天的会期中，所有团员人人胸前佩带明显标志，一面散发各种印制精美的宣传品，一面四处游说。茶余饭后，逢人便邀请“1995到巴厘”。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盛大宴会热情款待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代表。宴会席间，不但从国内请来了庞大的歌舞团表演精彩的民族歌舞，而且还向参会的每位代表赠送了纪念品。

除了面上的强大宣传攻势外，其他方面的准备，印度尼西亚也是细致入微，颇具匠心。比如，1974年印尼的雅加达曾经举办过第9届亚洲广告大会。这对再次申办本来是个不太有利的因素。然而，他们却将第19届亚洲广告大会的申办地点，设置在各国代表普遍想去而少有公务机会去的巴厘岛。一下子抓住了与会代表的心理需求，把不甚有利的因素转化成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因素。再者，由于印度尼西亚那些年已连续两次提出申办亚洲广告大会，为此，几年来与参与表决的理事国代表之间，早有周到斡旋。即使顺水人情，也能默契配合。

新加坡为申办第19届亚洲广告大会，在代表规模、宣传攻势、耗资程度等各方面，与印度尼西亚相比也是不相上下，而且颇具“狮城”特色。

按照会议的日程安排，11月8日也就是大会最后一天的上午10点，申办国的代表即将进行投标演讲。可是，到了头一天的晚上，我还不知第二天该去讲些什么。这天吃过晚饭后，回到旅馆就10点多钟了。我叫上北京广告公司的任小青、台湾的广告学者 刘毅志教授和台湾国华广告公司的总经理陈登榜，一起来到我的房间。我说：“几位都是我的好朋友，明天上午的申办讲演，到现在我还不知该说什么。刘教授、阿榜，你们见得多，有经验，拜托几位出出主意吧！”

刘教授爽快，也有派：“先得理清诉求嘛！阿榜年轻，你先说说！”

可不是吗！申办不就是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国广告人的面前，给北京作一个“大广告”吗？既然是“广告”，当然要找准诉求了！我的脑子，腾的一下就开了。好象就从这一刹那，几天来脑子里面装的各种信息，才开始了有逻辑的组合排列，而且瞬间在不断提速！

阿榜沉思了一会儿，开口了：“我们还比较落后，还有差距。所以在别的城市举办是锦上添花，在北京举办就是雪中送炭！”

“对啊！锦上添花虽好，但雪中送炭更重要！”几个人顿时兴奋起来，抢话、夺话，议论纷纷。说话间，就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半。我说：“剩下的活儿就是我的了！”便劝各位回房间休息去了。

在脑细胞极度活跃的情况下，我一口气就把演讲稿子拉了出来。修改后誊写清楚，已是清晨4点半。我在稿子上面压了一张字条：“徐会长：醒后请速审演讲稿。我小睡一会儿，6点半叫醒我。姜8/11晨”。

我和徐会长同住一个套间房。6点多，还没等徐会长叫，我就醒了。我看到徐会长正坐在外屋的桌子上，开着台灯看稿子呢！我问：“看完了吗？”“看了三遍。”我又问：“行不行啊？”“行！很好，很幽默！”徐会长的山东腔把幽默说成“幽媚”。我笑了。心想：我得改改咱的那股一本正经、尽摆数字的“官员腔”！我一边往卫生间走，一边跟徐会长说：“那吃早饭的时候我就交给刘教授，从台湾那边找个快手翻成英文了？”我在卫生间里，一边冲着热水澡一边想：“跟着徐信这个老头儿，干活儿真是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