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避免迪拜之灾的原因恰恰在“不讲信任”

迪拜之梦幻，一开始吹风，我就深深不以为然。没道理、凭偏见，凭我对阿拉伯世界的偏见。

华尔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犹太人，受所谓后现代思维的影响，当然，主要地是为了吹金融泡泡，以及通过金融破除文化壁垒的国际化意识驱动，大量廉价的资本涌入迪拜。还因为迪拜有了自己的城市英雄，他胸怀宽广、急于求成、想进入史诗。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流行于西方思想界相配合，阿拉伯的世俗英雄树立了新时代的雄性典范。连戴安娜都要钟情于结合东西方特点的东方男人，查尔斯那样的优柔寡断的帝国王储，也相形逊色了。

但，东方的崛起，太急猴猴了。穿长袍的阿拉伯人、短打的中国人，都急。

迪拜，就是这么一个急就章。

它失败于还不起债，透支了政府信用。而受制于参与这个吹泡过程的华尔街的程式化的信用规则，它破产了。华尔街参与迪拜泡泡，尽管其出发点未必有信心、也未必有信用，但其过程要讲信用。

如今，迪拜的陷落，使中国人大惊失色，各类警世通言四起。其实，中国人倒不必过于惊慌，理由在于我们并不恪守华尔街的程式化的信用。参与竞拍，交不起钱，我们可以退货退钱，如长沙地王、上海地王、广州地王，都这么退，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后发优势”、“不讲信用讲实事求是的优势”。

那么，为何我们的政府和开发商可以获得“不讲信用讲实事求是的优势”？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可以像一个孩子随意撒娇一样，因为，我们拥有忍辱负重、不支一声的、我们的知识制度不屑于为他们的劳动定价的——广大人民。

我们的银行负债可以按一个会议纪要一笔勾销，国有企业可以闭着眼睛参与土地拍卖随意制造地王，国企还不起钱用不着宣布破产，可以强令银行注资、可以债转股，有什么迪拜风险？

可以预见，迪拜之灾会对中国地产业产生微妙影响，但不会风声鹤唳、一片哀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