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拉斯谟到李银河
作为生存于十四、五世纪的思想者,伊拉斯谟生活在荷兰是算幸运了。他用七天时间写出的《愚人颂》,尖酸刻薄的嘻笑怒骂、标新立异的放浪形骸,风光一时无俩。
《愚人颂》有一副标题“人类的灾难缘于聪明睿智”,无非是强调一个观点,世人是之,我则非之,世人非之,我则是之。
然而,如果世人并非恒持一个观点,我岂不是也要出尔反尔?伊拉斯谟的思想,还真有这么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毛病。他的思想的伟大之处,正是对于传统的、男人的、经典的一切权威智慧的反叛。所以,愚人颂,是愚妇颂、荡妇颂、懒妇颂、贪妇颂,归根到底,是人性颂、反思颂。
我这么说绝不是对伊拉斯谟在十四、五世纪就如此怂恿女性的反叛表示不满。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存在这么惊世骇俗的思想,可见人类自身的反省有多么高深。
我自卑的,是中华民族在文革及其前后阶段,反省的尺度,是由顾准树立了标杆,也就不过那么高,比之伊拉斯谟差之远矣。
我们称之为轴心时代的伟大的孔子、孟子、老子,说出了一些人伦正统之言,从思想之反省的角度,没有确立一些基本规则。就好像造出了一把好用的手枪,但没有附带维修手枪的说明书。古希腊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则可能是造了一把一般的手枪,但维修的说明书制订得非常有效。
从这个角度理解伊拉斯谟对于文艺复兴的影响,理解他的影响主要在于提倡人类对异端的宽容,我们就可以适当地类推到李银河的社会思想。她是一个伊拉斯谟式的“愚人”反叛与宽容模式的中国版,她的思想,显然不止于性领城的宽容,而是包括对任何异端思想与行为的宽容。
谁要是从当代中国既没有极广大也没有尽精微的法律体系角度来批驳李银河,我想,是没有和她站在同一个思想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