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不能找到准确而惟一的——地址

这个问题是为所有的人准备的，包括享受波希米亚式生活的人在内。或许，换个说法更准确：你的地址是不是准确而惟一的。

拇指生活方式下的人，更相信手机号码而不问对方地址。不关心地址的生活，是浮躁的。这种浮躁颠覆了人内心的宁静，使灵魂飘忽于短信通道和不可信赖的声音之中。

教皇和国王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国王在推行他欣赏的居住证制度，他希望其子民身份证和居住证是同一的：惟一的地址、亲戚的数目、信仰、加入的团体和持有武器和其他资源数量。于是，国王将整个国土划成一定的格网，每一个网格有复杂的数字编码，显示以上信息。A类56格信息和B类30格信息在AB交界处发生集聚，意味着群体械斗，XXX格中三个人在不同格网中出现，意味着一家三口的旅游。这种描述是深圳推行居住证所要求的理想效果，有如黑客帝国的游走。

而教皇不这么想。教皇在臆想着精神生活对传统网格的颠覆。传统网格是指户籍制度。教皇希望一种新的精神降临于中华大地。这个教皇很懒，也很脆弱，代表着并未凝神静气的知识分子，一群没有固定目标却有点异见的精神至上族群。他们对数字化的城市不感兴趣。

数字化的城市，第一门槛是每个人准确而惟一的地址。我们离这一门槛有多远，就离现代化有多远。“苏维埃政权+电气化”不是未来社会的理想，能准确而惟一地描述自己的地址，才是未来社会、理想社会的真正标志。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封建割据的时代，地址是随着土地分封的变化而变化的。铁路、公路、大规模建设城市的时代，地址是随着地貌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一个稳定而成熟的城市社会，才有可能具备稳定地址的前提。成熟的城市，地址变化只是少量地发生。

这么说来，城市化进程的高级阶段，中国才可能形成稳定的城市地址。

国王的要求，数字化城市的要求，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才可能给未来中国的城市搭建一个稳定地址的平台。

深圳发展了二十多年，城市出现了大量重名和无名道路、重名和无名的公共空间，有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自为政。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当我们对未来并无稳定而理性的预期时，拼命建设，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效果。

发达西方国家的地址描述是简洁而准确的。例如美国的地址：房号、街区、州、USA、四个层级，清清楚楚。而我们国家的描述是花样百出。我给老家写信，地址是：湖南省、湘乡市、XX乡、XX村、XX组。写到深圳的信，广东、深圳、XX区、XX路、XX大厦、房号，或广东、深圳、XX区、XX花园、XX栋、单元号或广东、深圳、XX区、XX村、XX工业区、XX厂。我们大致要六个层级，才能找到人。

已过世的哲学家米歇尔福科，嘲弄中国人不知怎么分类，二百多年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曾赞美过中国人的不知怎么分类，称之为新奇有诗意。时过二百多年，我们终于以不知怎么分类为耻，是谓艰难的启蒙。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处于不大知道怎么分类的困惑之中。除了不知如何描述地址，还不知道区分公共资源和私有财产，不知怎么区分公众利益和党派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