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之后的第一天，被传统中国人真正认为是新年的开始，作为一个33岁、怀孕29周零五天的孕妇，我的焦虑也进入了新时期。

孕妇的焦虑，在专业人士看来是由于准妈妈的生理变化而不可避免地引发的心理焦虑。确实，从最近开始，体内雌激素水平终于达到了怀孕前的1000倍！还有更为明确的其他症状：每天几乎20次小便，烧心，便秘。

但我所说的焦虑是一种阶段性的“被动性焦虑”，或许听起来很奇怪，但它确实真切说明了此种焦虑的性质与来源：被外部环境所影响，以及被灌输大量信息之后、所产生的焦虑。

怀孕19周时，发生了一件最为焦虑之事。我被通知去做羊水穿刺，一种通过胎儿的染色体检查、确切获知宝宝是否有先天畸形的手术。在上海老城区的一所知名医院狭小的二楼手术等待室，和我一同排队的六个孕妇打破沉默之后（足足等了近2小时），开始聊天，先是各自发表了对于这个价值2000元人民币、5分钟小手术的小惊恐，之后的胎教话题把我折腾出几小时的持续性焦虑。

一位怀孕周数比我少2周的眼镜孕妇相当系统介绍了她和先生如何进行严格胎教，我印象深刻于其家庭成员中有多位医生（这也更加深了我“失败”胎教的内疚感）：晚饭后固定15分钟，教腹中宝宝数数字，“我们已经教到6”了！每天还会进行音乐和诗歌朗读胎教。

当时我有些懵，当时的自己甚难判断“胎动”，又如何知道宝宝“醒”着、可进行胎教？最多每天随机用笔记本放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混乱，从西班牙吉他曲、MJ、华语歌曲到Spa音乐不等），绝对不是胎教指南所说的固定曲目、反复播放。事实上，我和孩子他爸高度怀疑，宝宝出生后究竟能否记住那些曲目——一本胎教书上甚至记载，某音乐家的孩子在出生后、可弹奏出胎儿时期所“听到”的一曲子。

不久，我遭遇另一场被动性焦虑，提早一个月付费的瑞金医院专家B超（另一个检查大畸形的重要项目）竟然“预约满了”！

工作人员在电话那头奋力指导，“电话预约开始5分钟，当天专家B超就约满了，你只能当天早上5点半去医院门诊排队”。挂了电话，觉得自己的这场焦虑实属“自作孽”，这无疑属于国内医疗体系“超载”的老大难问题：医生们疲于应对铺天盖地的病人。每次产检都看到汹涌的孕妇人群以及挤得要命的电梯，其中大半并非“上海户口”（从孕妇们手持的挂号卡能判断），我并非外来人口歧视者，但此刻希望医院能制定出优待本地户口孕妇的合理政策。

不过，我和懒惰先生幸运逃过“此劫”，那几天恰逢他姑妈来访，老人家遂承担了排队挂号的重任。但对医院先收费、再“预约”B超的奇怪流程倍感气愤——无法确保的实名制预约项目，这算是愚弄孕妇还是丢医院自己的脸呢？

在生孩子的最后冲刺时期，几位朋友的经验分享又开始了新一轮、不由自主的焦虑：如何正确打点剖腹产的流程和时间等细节。

譬如，某位早早打点好主刀医生、麻醉师和住院病房的朋友，竟然在非预定时间的某一周末，羊水破了，她只能忍受“没有熟人”的剖腹产及其冰冷服务流程，送出的“人情”亦打了水漂。另有朋友虽按计划剖腹产，但麻醉师临时让助手出手，“麻醉不到位”、“非常痛”的结果也不能收回“人情”，冤枉到不行。

我的大学同学在长乐路第一妇婴的自然分娩经历更是把我吓出一身焦虑。

当她哇哇嚎叫了若干小时后、“医生”告诉她“小孩头已经要出来”时，后面加了一句“你要屏住，我马上叫医生”。回忆该助产士或护士的话，她痛苦道，“我当时恨不能昏过去，这个时候怎么屏得牢！”

这些并非荒谬的焦虑（只是众多焦虑的冰山一角），在“只生一个”的政策之下，毫无经验、且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孕妇们，陆续遭遇了过多不确定的被动性焦虑，其实，孕妇们只是巴望着少排些队、多获得正确的胎教指导、医生口中温暖的专业解释、分娩过程中更令她有信心的麻醉与护理……我甚至遐想，如果可以多生几胎，妈妈们必定能转焦虑为动力和经验，更好地养育孩子——但这点会让我先生焦虑，他所在国企单位可是要开除那些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职员的。

无奈，孕妇唯有多给自己找到缓解的方法，在过去数月内，我在菜市场和厨房让自己开心起来，还有坚持浮潜（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和晒太阳。至于做月子、如何照顾新生儿等不尽焦虑滚滚来，暂且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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