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银行高管不当高薪

并不是反对市场化

2007-4-27 每日经济新闻 成都晚报

    多亏上市公司的财务披露制度，我们能够看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金融保险机构作为上市公司高管高薪的翘楚，自然引起十二万分的关注。

    笔者认为银行高管不当高薪是在窃取股东财富，为免误会，加上不当二字。不料，仍然有人为笔者普及基本的市场化理念，谆谆教诲高薪乃人力资本的回报，一味强调薪酬平等是平均主义，不利于市场的发展。

    把几件事情搅到一起、用一个笼统的市场概念并不能从论据或者逻辑上证明某一具体结论。薪酬平均主义当然有悖市场准则，违反激励机制，但这并不能证明在没有充足的市场竞争、在政府对金融机构实行保护政策的前提下，高薪就是合理的。

    一个健全的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应该具备几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否则就很难说是市场化，很可能只是假借市场化的名义贩卖自己的私货。

    首先，薪酬市场化应该符合一定的规则，如经过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提议、董事会批准等程序。上市的银行，其机构配置当然不会存在什么硬伤，但关键的问题是保持机构尤其是薪酬委员会等重要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我国上市公司中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却令人生疑，《董事会》杂志曾有文章批其“独立不独立”、“外部不外部”，或是内部执行董事参与薪酬委员会决策，或是集团内部或关联企业之间的人员到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薪酬委员会成员受控于公司管理层，交叉任职、交叉拿薪的现象比较普遍。此次公布的银行高管中就有人在关联公司中另拿一份薪水，年薪当远高于150万元人民币。而中小股东博弈能力极弱，通常不到利益受到严重侵犯的关键时刻，不会发出愤怒的吼声。这样的薪酬体制与其称为市场对于人力资本的准确定价，毋宁称为人情红利来得更为妥当。这一问题不解决，更复杂的期权激励制度漏洞会大如斗。

    其次，人力资本的定价由专业薪酬顾问根据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价格得来，其背后隐藏的潜台词是，上市公司高管可以自由流动，在一定的范畴内根据业绩得到定价。如果流动局限于国内职业经理人市场，那么，其人力资本只能依据国内经理人的价格来制订，而不是人为比附华尔街大老的收入，如果我国的金融机构的职业高管人群从世界高管市场中竞争产生，当然，可以根据国际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价格来衡量。去年高盛老大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报酬的收入还达到5400万美元以上呢，我国大投行的高管是不是也以此为标尺，或者减半为2700万美元呢——如此比附当然是国际玩笑。

    我国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行政色彩颇浓，高管在行政督导下综合考察市场能力的选拔是主要表现之一。金融高管的“中国式换人”曾经颇受诟病，2000年以来有三次大换班，比如2004年中旬中国金融圈由行政主导的一场走马灯式的高管变动——常振明和李礼辉分别被任命为建行和中行股份公司的新任行长，原湖北省副省长蒋超良调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原交通银行分管国际部的副行长张建国接任交通银行行长，原光大银行行长王川调任中信集团任副董事长，行长一职由原副行长郭友接任，农行副行长郑晖调任农发行。2006年的大调动还涉及到一些上市银行。

    这种调动说明，除极少数商业银行、以及一些某些银行从市场聘用的中层管理人员外，我国商业银行基本未形成专业的职业经理人群，乐观地说是在形成的过程中，仕商文化横行。当然，银行高管都有在金融领域的多年从业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高管应该以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进行定价，反过来说，目前的高薪也很难说得上是职业经理人的价格。只有象招商银行这样历经十多年市场考验的银行，其经营业绩经过了长期的教师，人力资本的定价才可能稍近于市场价值。

    最后，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高下应由其经营业绩而来。为银行高管高薪辩护者认为，去年我国上市银行业绩普增30%以上，以此业绩获得高薪理所当然。

    这个理由实在是非常堂皇，不过同样经不住仔细推敲，经营业绩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财务考核指标，我国金融机构业绩普涨，是保护政策与资本市场溢价的产物。银行上市前有政府或者所属集团的巨额注资，并通过出让股份引进战略投资者，在高溢价资本市场上市轻松获得资金，这导致银行资金宽松，不良贷款率急速下降。大型商业银行是本轮改革的主要获益者，他们的旧帐在政策性贷款的名义下被一笔勾销，同时，上市后其主要赢利来源存贷差收益，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发布的《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显示，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与之相伴的惊人存贷款利差，中国银行业利差比国外高14倍。而中间业务尽管增长迅速，得益于资本市场火爆带来的手续费和佣金不少，在更体现中间业务质量的谘询、理财、电子转帐效率等方面均显出创新能力的不足。

    把资金泡沫与存贷差收益刨去，以具体的中间业务数量质量和不良贷款的增加率作一比较，银行高管的经营能力才能水落石出。只是这样一来，那些主要依靠存贷差与上市获得炫目业绩的高管也就无所遁形了，他们的高薪也就比较烫手。现在关键在于这份高薪既非纯市场，也非纯行政，而是中间地带的产物，因此才落人诟病。也许这是转型期无数尴尬事中的一桩，希望转型不必太久。

    我国金融机构的商业品格正在形成，反对银行高管不当高薪适足以弥补市场化不足的短板，一顶反市场化的帽子，无法为高薪背后的非市场化遮羞。

注：看到对银行高薪不当的批评文字，此文试图阐释得更清晰一些。带着某顶帽子，不一定真的认同某派观点，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另，有一开连锁酒店的朋友楼兄从上海开到沈阳，几个人在他湖南路清幽的老宅子中谈两地商业环境的不同，乃至某些有趣的细节，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