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魔白居易与九江琵琶亭(之二)
文 寻吟子
白居易16岁时,从山西太原跋山涉水、踌躇满志来到京师,袖藏得意诗作,胸怀鲲鹏之志,遍访长安名士。老诗人著作郎顾况捻着白胡子以白之名调侃白居易道:京师才俊如云,可是居住不易啊!意思是你才16岁,乳臭未干啊!不知天高地厚地闯到人才窝里来,怎么站得住脚呢?当读到白居易献上五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时,心里直犯嘀咕:这样寻常的儿歌之作,也敢向我献诗!待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后,顿觉秋风乍起、野火扑面,原上野草被烧得哔剥作响。稍顷雪融春来,暖风吹过,眼前一片嫩绿,碧草接天。顾况一向清高自负,此时不禁击案惊呼:“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奇妙之作了,你小小年纪,有这样旷世诗才,何愁不能在京城觅取功名。”

长篇诗歌《琵琶行》、《长恨歌》,奠定了白居易在盛唐诗歌史上崇高地位
作者实拍九江琵琶亭园区入口黄龙横卧般巨型浮雕“琵琶亭”三字石碑
安史之乱后的元和初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白居易继承汉乐府民歌“成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好友元稹、李绅等人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理而作”。如同现代抗战时期,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提出文艺为谁服务问题一样,有史以来,首倡诗歌创作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在文字并不直接盈利、朝廷也没有专管诗歌出版发行的中古时代,创作目的如此明确,白居易为三千年来第一人。这种文学创作钢领与白居易“达则兼济天下”人生观保持着高度一致。

毛泽东主席手书《琵琶行》碑刻

毛泽东主席手书《琵琶行》巨石碑刻,如黄龙横卧琵琶亭入园口
元和10年7月,现任宰相武元衡京城遇刺身亡,究竟是恶徒明目张胆报复杀人,还是政客幕后有意操纵,皇帝、百官竟然无动于衷的“行政不作为”。白居易文心剑胆,率百官之先上表,请旨追捕凶手,查出元凶,以伸宰辅之冤,以雪国家之耻。而当权继任宰相却只顾自己争权,反追究白居易是太子属官,不是朝廷谏官,抢在谏官之前妄议朝政是对皇帝大不敬。毫无主见的唐宪宗遂将白居易从太子身边调开,朝三暮四地先让白居易出任江表刺史,后又改授江州司马,由一州长官变为刺史属官,白居易受此严重打击,逐渐放弃“为民请命”的刚烈的“兼济天下”精神,走上消极的“独善其身”道路。

若非贬黜江州司马,何以遗韵湓浦江头
白居易在“大隐隐于市,小隐入丘樊”理论基础上,创造出“中隐”理论,认为大隐之市太喧闹,小隐之林太冷清,“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在追求“中隐”生活方式中,白居易潜心研究园林艺术,用大量精力钻研置石、叠山、理水、养花,造就山、石、池、泉、岛、桥、亭、榭和花木的大千世界。这种隐逸文化对宋代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著名诗文高手产生很大影响,均以香山居士为“千载吾师”。

九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绵延十公里,琵琶亭园区堪称九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第一景
司马是唐朝中期后设置的处罚贬职犯官闲职,唐时江州府即为今日九江市,南傍匡庐、北依长江。白居易公余游遍江州山山水水,九江长江大桥南岸桥头堡下,有白居易汉白玉雕像一尊、庙堂一座;入园口如玉龙横卧巨石上镌刻着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龙飞凤舞的狂草《琵琶行》描金诗章。庐山牯岭有白居易题写斗大榜书“花径”二字;甘棠湖湖心烟水亭内立江州司马诗碑一通,上刻最为著名的“湓浦江头夜送客”脍炙人口的《琵琶行》全诗。该诗以叙事和抒情双头并进,似黄河、长江滔滔东下,以音乐无声有声、大弦小弦、大珠小珠、银瓶铁骑余音不绝地创造出声情并茂的特色,达到文学艺术的绝妙境界。琵琶女的“江头守空船”和诗人的官场大失意共同营造出“满座闻言皆饮泣……,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悲切气氛,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如历其境。前岁山东日照市和江西九江市竟争全国魅力城市名号,角逐经年,后九江市终以白居易之江州司马任上神来之作《琵琶行》之无穷魅力夺冠。
大江东去,一桥横跨南北;凭栏处,浩荡春水向东流。(作者2023年夏在琵琶亭台留影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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