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苏玉虎

我母亲苏娥生于1909年，比我的父亲李可染小两岁，他们是同乡，都是徐州人。我父亲出生贫苦，我爷爷是打渔出身，后来以多年的积蓄开了家“宴春园”饭馆，家中没有文化根底。但是我母亲苏娥却是大家闺秀，我外祖父苏少卿天资过人,性情豪放浪漫,18岁即背井离乡,去北京上海投师问艺。他成名很早，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在戏曲界非常有声望，29岁即已在中央财政部办的报社做总编辑，是当时非常活跃的戏曲评论家、京剧票友，列属四大谭票、三大京剧教师。我母亲苏娥是家中的长女，虽然我父亲与母亲看似并非“门当户对”，但是对于绘画和戏曲的共同痴迷成为他们的月下老人。

两情相悦

大概因为我父亲出身平民，反而没有一套礼教约束的缘故吧，他的童年能比较自由地接触一些民间艺术和传统绘画。他六、七岁时就酷爱画画，没有纸笔，用碎碗片在地上画，画戏曲人物、小说上的绣像。十三岁拜一位老师学画山水，十六岁到上海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从此踏上了艺术道路，靠着个人的天资和勤奋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我父亲和我母亲早在1925年前后即在徐州的京剧票房活动中相识。1924年，应徐州京剧票友的邀请，外祖父携一家人回到家乡徐州，与徐州票友共同创办京剧票房“民众俱乐部京剧研究班”，任艺术指导。票房骨干中有刘仲秋，还有我父亲李可染。

我母亲那时年方十五、六岁，但因家庭环境的薰陶已会唱不少青衣戏了，而父亲迷上了拉京胡（后来他多次写文或对人说学拉胡琴是他第一志愿）。我母亲时常去票房吊嗓玩，正是父亲在票房拉琴。

我的母亲苏娥

父亲在学拉琴上下了大功夫。我外祖父苏少卿带我父亲去见胡琴圣手孙佐臣，若干年后父亲在一篇谈艺文章中写道：“……我恭恭敬敬向他求教，老人家说，”学艺第一要路子正，第二要用苦功。” 孙佐臣的手音特别精彩，我父亲得益于此。

有一次票房举办彩唱演出，有“南天门”一剧，由刘仲秋扮演老家人曹福，母亲扮演曹小姐，父亲操琴。据徐州老人们回忆，他们的演出堪称珠联碧合，很受欢迎。我母亲也喜爱绘画，中、西画都擅长，我父亲和母亲两个年轻人在共同爱好中相识，继而感情升华相恋。几经磨难、周折，他们终于在1931年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因外祖父一家子都住在上海，父亲常常往返于徐、沪、杭之间。在他们结婚后，母亲就住到了徐州婆家，即今日的徐州“李可染旧居”中，在那里住了有六、七年光景。他俩志趣爱好相同，意气相投，且我母亲是大家闺秀，美丽又贤惠，他们夫妻感情极好。我大姐玉琴，二个哥哥玉霜、秀彬都在徐州降生，我则是生在上海，这是我父母一起度过的最愉悦幸福的时光。

徐州故居,我父亲和母亲的卧室

父亲投身抗日，母亲不幸病逝

母亲苏娥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后来因与父亲结婚生子，中断了学业。到了1937年她想继续学业，在年初就带着我姊姊玉琴、哥哥玉霜到上海重新进新华艺专学习，住在外祖父家。

父亲在那年的夏天到上海来看望我母亲。此时中国天空已乌云密布，危机四伏，战争一触即发。父亲是有血气的男儿，非常爱国，决心去大后方投入抗日宣传工作。这次来上海也是向我母亲告别的。我母亲当时已经有孕在身。

不几日爆发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赶紧返回徐州、旋即带着他四妹李畹（我的四姑，时年仅17岁），同去西安接上关系辗转到达武汉，加入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的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队，在那里聚集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武汉失守后撤退至长沙、衡阳等地，父亲在武汉长沙等城市沿途共创作了二百多幅抗日宣传画激励民众，大部分是画在布上、墙壁上的大幅街头壁画。至今还幸存了30多张宣传画的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近几年曾在京、沪、东北各地展出过。文化工作队最后全部撤退到陪都重庆。

我母亲在1938年4月生下了我。此时日寇已占领上海，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外祖父家同样生活艰难，经济拮据。父亲远在大后方，关山阻隔信息全无。母亲遭遇这种不幸，又日夜思念着父亲，心情极度郁闷不安，得了重病，三个多月后于当年8月死于斑疹伤寒症，年仅29岁。

父亲李可染在重庆隔了一年多才从徐州同乡那里得知我母亲的死讯，恸泪遥洒，从此得了严重的失眠、高血压，到老不愈。而我们几个子女至今还保留有几张我母亲画的山水、花鸟及小楷字迹。

 我母亲苏娥遗作(作于1937年,母亲时年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