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止庵先生“出土”了周作人在北大的讲义《近代欧洲文学史》，认为这是周作人作品的一项重大发现，随即加以整理出版，填补了周作人书籍出版的空白。记得当时在书店看到这本书，虽然是首次出版，但我认为那时周作人在北大所讲，恐怕是很粗浅的，今天来看大概只有版本价值和研究价值，如果从阅读价值说，恐怕意义不大。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也就放弃了。最近读陈平原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看到他对北大五四前后国文系的课程开设做了系统的研究，前后二十年（到1937年），周作人在北大的开课情况，也大约可以看出脉络。从书中所讲，印证了我的判断。周作人在北大开讲《欧洲文学史》，吴宓教授这样说，“盖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能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用胡适的话说，在于“开风气之先”。

人们都知道，周作人长于用笔而拙于表达，作为一个教授，即使再有学问，讲不好课，也难以被学生所接受，尤其在北大，学生风潮不断，被赶走的教授大有人在，周作人何以能在这里待下，而且一待就这么多年，原因何在？

《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平心而论，我在北大的确可以算是不受欢迎的人，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所开的功课都是勉强算数的，在某系中只可算是个帮闲罢了。”陈平原说，“这可不是故作谦虚，或是说反话。”为什么呢？有他当年的学生回忆为证。柳存仁(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及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中文系主任、亚洲研究学院院长，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首届院士)说，“岂明先生的面影，实在杂志上早已熟悉了的，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人物，开口只是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听毕，往往就五六十人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杨亮功（192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22年赴美国留学，曾任上海中国公学副校长、安徽大学校长等）的回忆说得更直白，“周作人先生教的是《欧洲文学史》，周所编的讲义既枯燥无味，讲起课来有不善言辞。正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因为我们并不重视此学科，所以不打算赶他。”

当时在北大国文系有一个朱希祖教授，人称朱大胡子，虽然还是史学系主任（在国文系兼课，这是当时北大的常事）就是因为课讲得不好，被学生赶跑的。周作人名声大，文章好，虽然讲课不咋地，但是所讲的课不重要，学生也就觉得无所谓，没有人在乎他，也就相安无事了。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心中有数，所以晚年回忆时，说的也是实话。周作人1917年开始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第二年开讲《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就是止庵出版的那个本子），1924年，仍讲《欧洲文学史》，1925年秋，从《欧洲文学史》改讲《英散文选读》，到了1926年，《英散文选读》也不讲了，改讲《日本散文选读》，1931—1932学年开始讲授“近代散文”。1936年秋鲁迅逝世，他在课堂上正给学生讲《颜氏家训》，接到鲁迅去世的消息，他讲不下去了，其状态“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1937年之后，北大南迁，周作人留任伪北大，一直到战后被审判。

虽然周作人自己也说，在北大开设《欧洲文学史》，“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胜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但他做的毕竟是褴褛筚路的事，因此受到深谙外国文学的吴宓的高度评价。等到近百年后止庵先生发现这本老北大的讲义，并整理出版，其意义正在于发掘过去的这段历史。这就是当年北大国文系一门新课的开课情况，教授勉为其难，学生不感兴趣，三五年的光景，就退出了三尺讲坛，但周作人这个主讲教授，却一直留了下来，因为他身上有五四的光环，有散文大家的冠冕，北大还需要这张牌，学生喜不喜欢也并不要紧，反正这课程也并不重要。这也许也属于北大“兼容并包”精神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