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一个电话就把老姐从老家调了过来。老姐的任务是领着马上要中考的大侄女于酷热中往返于几个老师私办的补习班上做临考前的“恶补”。

    隆重介绍一下“恶补”事件中的两位女一号吧：

    老姐：长我六岁，立事早，初三毕业就参加了工作。不是家里要求她参加，是她死活不肯再啃书本非要参加。当年，我十岁左右，非常清晰的记得，爹娘把在家族中说话较有分量的娘舅请来说服姐姐，可老姐楞是“一根筋”地坚持了自己的主见。因为参加了工作，成为家里的赚钱族，家务等大小杂事儿老姐便不再伸手，“老大”形象的基础从那时就开始奠定；而后，她以小镇四枝花之一以及小镇诸多风云人物之一的双重角色行走在她年轻时代的辉煌中--那时，我在外地上学，每次回家都会带吃不完的零食回学校，我穿当时最流行的皮装，裤子鞋从来也都是比较高级的，这些全是老姐开批发商店赚来的。经济大潮此涨彼消，它不会让只有初三学历的小镇风云人物一直挺在浪尖上，后期的老姐就开始赋闲在家领导姐夫“相妻教子”。而富有经济头脑的老姐，时不时会参与或领导一些经济活动，赚些零散银两。

    大侄女：柴氏家族这一代当中唯一一个继承户口本的丫头，聪明、灵气、接受能力强，富有个性。带带拉拉学，会排在班级中游；卯卯劲儿，就能名列前茅。老师上课讲错了某个地方，她敢于大声指出（这一点和她小姑我儿时有些像）；在同学当中极具威信，一挥手身后也能跟个三五十个。中考在即，奉父母之命磨枪、抱佛脚，嫂子很自信的说，“我认为我姑娘不白补，肯定能提高至少二十分”。

    甭说二十分，就是十二分，哪怕二分，在重要考试中都贵重如金啊，哪怕为这二分花费再多精力与财力，家长们也认为大值特值。于是，全家总动员，老姐远道而来，参与到“恶补”事件当中。老姐私下里感叹：当年为自己闺女也没这么积极过。

    老姐的任务前边交待过了，简言之就是“陪读”。一清早，忙三火四收拾停当，小跑着下楼坐上哥哥等候多时的“送子车”，一路疾驰来到某街某委某胡同某老师家（于我而言，这样的地点，不去十回八回，是无论如何找不准的）。

    大侄女的耳朵从八点开始直到下午四点，一直为老师们敞开；老姐的耳朵则恨不得在这八个小时里严严实实的关上。老师补课就像给鸭子填食，好赖不论，一味硬塞，老姐说，她不知道大侄女啥感受，她可是头疼发晕无聊恶心，非常像患了胃肠感冒或中暑。但作为“陪读”又绝不能瞌睡，那将直接影响“被陪者”在老师心目中的形象，本来咱们就是来“补课”的，万不可让老师产生“难怪这学生得补课”的糟烂想法。老姐就开始绣她的十字绣，老姐说，怎么平时拿起十字绣飞针走线时绣的是乐趣，这两天绣的却是折磨呢。

    昨天，老姐回来就慷慨陈辞，说时下的老师越来越不像心灵的工程师，简直就是巫师。给一个学生讲了三遍英语语法，那学生没会，老师就开始改上思想品德批判教育课了。老师刮狂风下暴雨长达一个半小时，直到下一个学生到来，那个孩子才得以解脱。老姐说，看那孩子梨花带雨呜呜咽咽走出教室，她真担心孩子会想不开。我娘就说，那这样一次也得收二百块钱呗，老姐说，那当然，人家老师的时间现在都按分按秒折合人民币了，看样儿还是得学知识、有文化啊。

    甭管大侄女这若干天补下来是不是能提高分数，我这老姐却实实在在有了提高---她终于改变了当年“上班光荣”的错误观念，认识到学知识的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