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在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何林夏先生探讨在本月底之前出版《裘开明年谱》的可能性时，林夏兄说，如果真的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出来，那么将创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奇迹。一切皆有可能。当时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如今终于变成了现实。昨天上午首批50册《裘开明年谱》出厂，今天上午已经全部运抵中山大学，数日后将全部抵达哈佛大学，以庆祝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成立80周年。近几个月来，我的助手们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十余位编辑与出版同仁夜以继日，我们之间的往返邮件不计其数，其中的紧张程度似乎不亚于72小时黄金时间的抗震救灾。衷心地感谢何林夏社长、雷回兴编辑和她所率领的卓越编辑出版团队！

   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书第九种《裘开明年谱》16开精装本，1000余页，计约160万字，售价350元人民币，封面为哈佛红，赏心悦目，下月将可正式上市了，请有意阅读的朋友留意。

附录：《裘开明年谱》前言

    2000年6月，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James K. M. Cheng）约我为2004年哈佛燕京图书馆75周年纪念撰写一部裘开明先生传记，我没有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光荣的任务，因为我对研究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历史人物一直充满兴趣。为此，我曾先后于2001年10月至2002年1月和2002年10月两次专程到哈佛大学收集相关研究资料。其后，亦曾利用其他的出访机会，转道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地收集相关资料。前后数年，累计收集到的资料不少，仅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办公室、哈佛大学档案馆、哈佛学院图书馆、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处收集到的档案资料就有一两万页之多。如此多的档案资料，翻阅一遍已经不容易，况且还基本上都是英文资料。没有资料，写不了裘开明传记，而资料多了，整理起来非常艰辛，一时又难以完成裘开明传记。这是我在接受撰写裘开明传记前后遇到的一个两难问题。8年来，郑炯文先生一直在催促我尽快完成裘开明传记的写作，但是，不全面地检阅堆放在我办公室里的十几箱资料中的每一页档案，我就始终不敢下笔写裘开明的传记。因此，8年来我一直在忙于整理有关裘开明先生的各种资料，在2004年哈佛燕京图书馆75周年纪念之前，完成了47万字的《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如今，在哈佛燕京图书馆80周年纪念之际完成的这部百余万言的《裘开明年谱》，同样只是一项整理裘开明先生资料的阶段性成果。

    正如我在《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前言中所言：裘开明先生既是20世纪欧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伟大先驱者，又是学贯中西的图书馆学术大师。在图书分类学、编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诸多方面，裘开明先生融中国的传统学术成就与西方的近现代学术精华于一炉，开创了既与中西图书馆学术迥异其趣，又与中西图书馆学术兼容并蓄的独特“东亚图书馆学术”体系。这个学术体系差不多影响了整个20世纪西方东亚图书馆的发展，而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亚洲研究。此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演绎了近一个世纪西方东亚图书馆事业与亚洲研究成长与发展的历史。

    裘开明先生1922年从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出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其后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院攻读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27年再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创办哈佛燕京图书馆，并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达38年之久，退休以后，又相继创办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其间还倡导和协助创办了美国多个东亚图书馆，而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始终与裘开明息息相关。然而，裘开明先生的贡献和影响并非仅局限于图书馆事业之内，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乃至越南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与裘开明先生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相当一部分知名的专家学者都深受裘开明倡导亚洲研究的影响，受益于裘开明先生的无私图书馆服务。可以说，如果没有裘开明的卓越贡献，我们就无法想象哈佛大学执世界中国研究牛耳的今天，20世纪的欧美汉学研究历史也就必须改写。对此，我们可以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对裘开明先生的诸多感激之辞和评价之言中找到明确的答案。

    正因为如此，要编撰一部真正能够全面而没有遗漏地记录裘开明生平事迹的年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任何人都很难穷尽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机构和私人手中的与裘开明有关的资料，以及分散在各种著述中的相关资料。有鉴于此，在这部《裘开明年谱》的编撰中，我采用了化繁就简的编撰方法：1、史料的来源基本上只局限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办公室、哈佛大学档案馆、哈佛学院图书馆、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档案，少量收录其他相关资料。2、史料的选择基本上集中于裘开明和1966年以前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他与裘开明没有非常直接相关的史料基本上不收录，例如：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等机构发展的史料。这是因为，如果我不采取这种化繁就简的编撰方法，恐怕再做十年也无法完成《裘开明年谱》。虽然这种化繁就简的编撰方法存在着明显的挂一漏万缺陷，但是，它至少可以完成两项基本任务：其一、可以比较集中地记录裘开明创办和发展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主要活动与贡献，我想这也是郑炯文先生邀我撰写裘开明传记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其二、迄今为止，我可能是唯一一个翻阅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每一页档案，和极少数翻阅了哈佛燕京学社全部档案的研究者之一。如今，哈佛燕京图书馆1966年以前的档案已经全部转移到哈佛大学贮存图书馆保存，查阅起来已经没有几年前存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库内那样方便快捷，而哈佛燕京学社的档案现在仍然处在办公室日常使用的“文件”状态，非经特别允许不可查阅。也就是说，这部《裘开明年谱》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些不为人知或者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因此，如果读者能够从这部《裘开明年谱》中大致看清裘开明创办和发展哈佛燕京图书的基本轮廓，以及哈佛燕京图书藏书发展的基本脉络，那么，也就可以说我完成了《裘开明年谱》的最底限度的编撰任务。

    本年谱的编撰并没有完全因循传统的年谱编撰方法，其具体的编撰方法如下：1、年谱中的每一个条目均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列。只有月份而无法确定日期的，则排在每月的最后，以“某月”为标目。只有年份而无法确定月份与日期的，则排在每一年的最后，以“本年”为标目。2、因为年谱中的大部分内容来自往来信函，因此每一条记录的起首，均尽可能地明列人物的姓名、职务与所在单位等信息，以便于读者了解其中的关键要素。3、每条记录的最后均注明出处，说明资料来源，以备读者查考。在出处注释中，HYL Archives是指“哈佛燕京图书图书馆档案”（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rchives），而HYI Archives则是指“哈佛燕京学社档案”（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4、年谱中牵涉到大量的英文人名，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人名的各种拼音英译名，而我的见识和水平均十分有限，不敢冒然借助译名字典翻译，因为很多中国研究或者日本研究的西方学者都有专门的中文姓名或者日文姓名、韩文姓名，例如：John King Fairbank的中文名为费正清；Serge Elisséeff的中文名为叶理绥，日文名为英利世夫。因此，在人名的处理上，采用了三种基本方法：凡是能够查考到确切中文姓名的英文姓名（包括日文、韩文的拼音英文姓名），一律采用采用中文译名，然后用括号注明英文全名或者拼音英文姓名，例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叶理绥（英利世夫，Serge Elisséeff）。凡是暂时查考不出确切的中文姓名，或者也许没有专门的中文姓名的英文姓名，一律不翻译，而直接使用原文献中的英文姓名或者拼音英文姓名。凡是有多个中文姓名或者习惯中文译名者，则在正文中只采用其中一个中文姓名或中文译名，其他的中文姓名或中文译名则在年谱最后的人名索引中予以反映，例如：洪煨莲（洪业，William Hung），赖肖尔（赖邵华、赖世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5、年谱中还牵涉到大量的机构名和书名，凡是有通用译名或者确切的中文名称的，则采用中文名称；必要时，则在中文名称后注明英文名称或者日文、韩文拼音英文名称；凡是暂时没有查考出确切中文名称者，则直接使用原文献中的英文名称或者拼音日文、韩文英文名称。6、在档案中，偶尔会出现只列有姓而没有列出全名的人物，经过多方查考亦不能确认的，则按原文列出姓。7、因为已经出版了《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所以年谱只收录裘开明著述的书目信息，基本上没有说明其中的主要内容与观点。8、因为档案原文本身也存在着笔误等问题，因此在需要注释说明时，均采用方括号“[ ]”的夹注方式予以注释说明。此外，偶尔还会遇到档案中无法辨认或者脱落的文字，对于这类文字，一律采用方框号“□”表示缺损的汉字。对于档案中的异体汉字或者不完全符合今天用词习惯的字词，则采用在原文后用圆括号“（）”标注通用字词的方法，予以注释。9、因为时间关系，在年谱的最后，我们只编撰了英汉人名索引。

    《裘开明年谱》的编撰出版得到了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竭诚帮助。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和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图书馆馆长柯南茜（Nancy M. Cline, Roy E. Larsen Librarian of Harvard College）一直非常重视《裘开明年谱》的编撰出版，并且提供多方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原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Eugene Wu）为我收集资料提供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指导意见。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沈津先生、朱宝梁先生、Jessica Eykholt女士、马小贺先生、高青女士、张凤女士、胡嘉阳女士等在我收集资料期间给与了各种各样关心和帮助。

    原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Tu Weiming）、原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爱德华·贝克先生（Edward J. Baker），批准我查阅哈佛燕京学社档案，并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方便，哈佛燕京学社办公室的薛龙先生（Ronald Suleski）和李若虹女士（Ruohong Li）在我查阅哈佛燕京学社档案期间给与了许多的照顾和帮助。

    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陈肃馆长（Su Chen）在百忙之中热忱地帮助我收集明尼苏达大学的档案史料，并带我去查看裘开明当年工作过的场所，邀请当年与裘开明先生共事过的同仁与我座谈。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馆长施达理先生（Colin Storey）、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萧德洪先生亦通过多方努力帮助收集资料。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原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年逾九旬的钱存训教授（Tsuen H. Tsien），以及前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汪燮先生（William Sheh Wang），慷慨地提供个人收藏的有关裘开明的信函和资料。他们的热诚支持与帮助令人终身难忘。

    在年谱的编撰过程中，我的博士生周旖、王蕾、张靖一直在全程参加编辑、整理、审稿、统稿工作，竭诚奉献个人的聪敏才智和大量的休息时间，全力襄助。我的学生和同事王静芬、邱蔚晴、谢晓燕、王海燕、李莉、亦先后参加了部分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我就无法在百忙之中完成这部年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何林夏先生不遗余力地支持《裘开明年谱》的出版，雷回兴、韦晟妮、梁小勤、蒋剑瑛等编辑夜以继日地审稿，为年谱的及时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为此，我谨向上述为《裘开明年谱》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和热诚帮助的前辈、专家、学者、学生和同仁致以诚挚的感谢！

    我深知：一部著作出版之日，便是修改补充之时。《裘开明年谱》更是如此。敬祈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程焕文 谨识

                                                                2008年9月18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竹帛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