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了教育局长公为私有的权力？

姜春康

   近日，四川遂宁发布信息显示，当地两所中学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办学校，并核准了高昂的学费收取，引起当地民众普遍的质疑。经记者调查发现，当地教育局长任董事长的公司收购了学校，并在学校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完成了“改制”。（7月3日《中国青年报》）

    亲任公司董事长，开教育捆绑收费先河，四川遂宁教育局长的胆子够大，通过适当变通就将公有学校私有化，自己变成垂帘听政坐收渔利的商人，这招明目张胆又霸道。这个教育局长的小九九算得够精细——两个学校的新校区都由政府投资修建，所有教职员工都是国家事业编制，由市财政支付工资福利，而捆绑收费的分蛋糕费却悄悄流入自己腰包，这不是典型的假民办是什么？

    从经济学视角看，公有学校教育资源虽然并非准公共产品但更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将公有学校通过暗渡陈仓变成私立，说白了就是以假民办来达到乱收费目的。经济利益驱动，是首当其冲驱动力。在丰厚“回馈”面前，教育局长等教育“长官”也坐不住了，藐视法规狂捞一杯羹，在他们的心里一场悄然进行着“收益成本分析”——这事目前并没人知，若不被曝光揭发，成本极低，收益颇丰；一旦被抓，无非取缔。在他们看来，被抓的概率很低，天平的一端似乎更倾向于“不被抓”。

    实际上，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长官们行径被记者揪出就是明证。这也意味着，四川遂宁两座学校公为私有“伟大创举”，彻底昭告于天下。可想而知，面对他们的，将是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拷问。但，我们不禁想问：事情未被揭发前，这两座学校是如何顺利被批准私有的？教育局长怎么就能堂而皇之完成“华丽转身”呢？

   这些质问和隐忧，折射出监督部门的管理缺位，监管不严成了该“公为私有标本”的帮凶。要知道，当执行力被人为弱化，当教育资源被加剧“蚕食”，当学生成为“汲取利益”的温床，损伤的将是不仅是家长的期盼，学生的善良，更是整个教育的权威和尊严。因此，加大“顶风作案”当事人的违规成本，加大监管力度，用刚性的制约来硬化教育法规的落实，是不可少的“链条”。 

 
    同时，完善的举报机制，对制约学校行为，也至关重要。应当公开有效的举报电话，曝光违规者名单，会加大他们他们违规的“隐性成本”，才会降低学生个人的个人风险和家长的经济付出，同时，对社会也可弱化因此带来的潜在风险和远期危机。

    可以说，这两座学校的学生很不幸，因为他们学校被改制后，学校就“参照民办学校运行”了，最明显的就是收费与民办学校“接轨”了，学费大涨；同时，他们又很幸运，群众的不断质疑和媒体的及时揭露真相，让假民办的外衣褪去，终于露出原形。

   《诗经·国风》中有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动起手来，对霸道蚕食教育资源的相关“硕鼠”，该法办法办，以还教育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