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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1920年出版的《布尔十为克的实践与理论》一书中说,裂宁的革命正在制造一个“对一切基本的自由,甚至是科学和艺术的自由,都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多年后他又写道,在他看来,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监狱,里头的狱卒是些残忍而固执的家伙。当我发现我的朋友把这些人誉为解放者,并且以为这种正全制度正在建造一个天堂的时候,我真纳闷发疯的究竟是我的朋友们还是我自己。”
罗素:“安纽因•毕文(Aneurin Bevan)认为,比起人类应该活下去这件事来,他该当外交秘书更重要。”这句话中的人名和官名还可以换成其他的名字。比如我们可以说:“乔治布什(George Bush)认为,比起人类应该活下去这件事来,他该当总统更为重要。”
1940年在一桩案件的审讯过程中,纽约的一个法庭发现罗素不适合教育青少年,从那以后,罗素就再也无法在美国的任何大学里找到一份工作。因为根据该案律师约瑟夫•噶德斯坦的说法,罗素是一个“淫荡好色、心怀色欲、性欲过强、色情狂、诲淫者、大不敬者、心地狭隘、无信仰以及丧失了道德约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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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话大革命”期间,西欧学生总是被要求以正确的方式反映“新中国”。在那时,给一头驴照相被认为是一桩罪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Antonioni)在制作一部关于“闻革”过后的情况的影片时,对驴比对拖拉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接着就被指为“反猾”。“请以我看我自己的那种方式来看我”——这是一种意在求得等同理解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经常导致一些尽人皆知的判断,如“只有中国人才了解中国”,或者“外国人懂什么?!”。这里出现的问题有两方面:(a)绝对理解这样一种要求,(b)同义反复的出现。那就是说,某人试图理解别的一些人,被期望重建那些人对自己的理解。这叫做“等同的阐释模式”。 这把完全的可比性视为当然,并且允许完全通过一个人自己的文化来理解“他者”。于是,“他者”不过就是自我在远方的回声而已。(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