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林》2007年第7期转载文章

旁听
张静
梁思成在老北大开授“中国建筑史”，课讲完了，梁先生说：“为了应付公事，还得考一考，诸位说说怎么考好？”
堂下默然。先生鼓励道：“反正是应付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
仍然无人应答。梁先生恍然大悟：“请选课的举手。”眼看20多位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先生乐了，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原来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一笑而散。
摘自《新民周刊》

人间情分
张曼娟
下着梅雨的季节，令人心浮动，生活烦躁起来。尤其是上下课时，捧抱着大叠教材讲义，站立在潮湿的街头，看着呼啸如流水奔涌的大小车辆，却拦不住一辆出租车；那份狼狈，无由地令人沮丧。
也是在这样绵绵密密、雨势不绝的午后，匆忙地赶赴学校。搭车之前，先寻觅一家书店，影印若干讲义给学生，因为时间的紧迫，我几乎是跑进去的，迅速将原稿递交从未谋面的年轻女店员。
那女孩有一双细白的手掌，铺好原稿，开动机器，她先影印了两张尺寸较小的，而后将两张影印稿并排成一大张。抬起头，她微笑地说：
“这样不必印八十张，只要四十张就够了。好不好？”
我诧异地看着她继续工作，复印机一阵又一阵的光亮闪动里，也诧异地看着她的美丽。
原本，她的五官平凡无奇，然而，此刻当我的心灵完全沉浸在这样宁谧的气氛中，她不再是个平凡女孩。
我看着她仔细地把每一张整齐裁开、叠好，装进袋子，连同原稿还给我。付出双倍劳力，却只换来一半的酬劳，她主动做了，还显得格外光采。
离开的时候，我的脚步缓慢了些。焦躁的感觉，全消散在一位陌生人善意的温柔中。并且发现，即使行走在雨里，也可以是一种自在心情。
第二次去澎湖，不再有亢奋的热烈情绪，反而能在阳光海洋以外，见到更多更好的东西。
望安岛上任意放牧的牛群；刚从海中捞起的白色珊瑚，用指甲轻划，会发出“筝”的声响。夏日渡海，从望安到了将军屿，一个距离现代文明更远的地方。有些废弃的房舍，仍保留着传统建筑，只是屋瓦和窗棂都绿草盈眼了。岛上看不见什么人，可以清晰听见鞋底与水泥地的摩擦，这是一个隔绝的世界呢！
转过一丛丛怒放的天人菊，在某个不起眼的墙角，我被一样事物惊住了——一具蓝色的公用电话。
不过是一具公用电话，市区里多得几乎感觉不到；然而，当我想到当初设置的计画，渡海前来装置、架接海底电缆……那么复杂庞大的工程，只为了让一个人传递他的平安或者思念，忍不住要为这样妥贴的心意而动容了。
一个月的大陆探亲之旅，到了后期已如贱兵败将，恨不能丢盔弃甲。大城市的火车站规模不小，从下车的月台到出口，往往得上上下下攀爬许多阶梯，那些大小箱子早超过我们的负荷能力了。
那一次，在南方的城市，车站阶梯上，我们一步也挣不动，只好停下来喘息。一个年轻男子从我们身边走过，像其它旅客一样；而不同的是他注视着我们，并且也停下来。
“我来吧！”
他温和地说着，用卷起衣袖的手臂抬起大箱子，一直送到顶端。我们感激的向他道谢，他只笑一笑，很快的隐遁在人群中。
着白色衬衫的背影，笑容像学生般纯净，是我在那次旅行中，最美的印象了。
现代人因为寂寞的缘故，特别热中于“谈”情“说”爱；然而又因为吝啬的缘故，情与爱都构筑在薄弱的基础上。
有时侯，承受陌生人的好意，也会忍不住自问，我曾经替不相干的旁人做过什么事？
人与世界的诸多联系，其实常常是与陌生人的交接，而对于这些人，无欲无求，反而能够表现出真正的善意。
每一次照面，如芰荷映水，都是最珍贵而美丽的人间情分。
齐伟摘自《张曼娟文集》

关怀B角
绿林
很久以来，我不能忘记舞台上曾经共事的同仁，尤其是那些处境卑微，由于卑微而又在行为上显露委琐的几位演员，他们无一例外地有一个职业封号——B角。
戏剧行业的特点，一个角色一般都是AB制，A角风光无限，领衔主演；而B角呢，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的“候戏”地位，渴望上台亮相，却又往往不得如愿。
我生平认识的第一个B角，人们称呼他叫老李。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下乡务农所属的某专区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而老李是我同宿舍的上下铺。老李其实并不老，不过25岁，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他称得上帅哥。他是样板戏《沙家浜》中郭建光的B角；《红灯记》李玉和的B角，在长达三年的演艺生涯中，他始终坐着冷板凳，没有一次上台亮相的机会。
老李的痛苦是写在脸上的，每次演出，他都异常认真地化妆，从头至尾守在幕后，保持一个替补队员的冲锋姿态。然而，每次演出他都是失望而归，领导一次也没有召唤他上场，于是，颓丧的老李，只好躲入后台灰溜溜地卸妆。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视我为密友，有次邀我喝酒，长醉当哭，他告诉我，因为宣传队队长的瘸腿女儿看上了他，而他不想认这们婚事，尽管他演艺俱佳，但队长从不派他角色。不派倒也算了，还恶作剧地弄一个B角，去让他身心难过。老李哭道，如果第4个年头再弄不到角色演，他的“农转非”便要泡汤了，就必须返回原先插队的村子继续当农民了。
记得当时，我也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法子，去安慰或救助他。没想到老李狠狠地沉默了三天，居然狠狠地答应了队长那瘸腿女儿的婚事。之后，老李的事业水到渠成，3部样板戏，部部他都领衔，全是A角；整个宣传队，没人再敢称呼他老李，都恭敬地叫他“样板A”。背地里，老李照常邀我喝酒，有次他半醉半醒地说∶我不要脸，我自己把自己阉了。
过了七八年，就是到了80年代初高等院校恢复招生了，老李凭不错的成绩，考上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专攻导演系。毕业后，老李分配到一家剧团任导演，开始有权利支配演员的命运了。但是，演艺界的B角现象，那是历史使然，传统使然；类似的局促和困惑，老李是必须面对的，躲不过去的。
他给自已立下章程，那就是善待B角，体恤他们，关怀他们，怜悯他们；当他们寂寞地候场时，他就去幕后陪伴他们；当他们空守一夜一无所得时，他就去帮他们卸妆；当他们走出剧场免不了沮丧时，他就给他们递一份夜宵。很多B角开始接受老李的关怀，因为他们都了解了一个事实——这位导演，曾经是一个资深B角啊，只有亲身经历过B角痛痒的人，才会用这种姿态来对待他们。
老李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久久难忘∶人在等待渴望的东西时，也正是最接近绝望的时候；路过的人，不要轻易地掉头就走。
在生活的舞台上，不可能有很多A角，更多在出演B角，希望社会关怀他们，尊重他们。
丁军芳摘自《新民晚报》（2007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