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折令夭折了 国民能亲近阅读吗

    杨光志

    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业的首部行业规范，在实施了不足8个月后修改。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重新修改后的《图书交易规则》于昨天发布。原先《规则》中备受争议的“促销”一章已全部删除。（9月2日《京华时报》）

    时下，实体书店日渐式微，能走多远都成为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限折令便成了拨牙老虎空咆哮，脱毛凤凰表错情。看看制定限折令的三个协会，便知道那令牌的无力。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鼓捣出来的东东，拿在国家反垄断法的条文下一比照，其自说自话的荒唐便显现无遗。作为图书出版发行销售的业界，企图借此捍卫垄断经营、重温一家独大时稳赚暴利的美梦，弄出来的内部行规，只对其会员单位稍具约束力，对其他夺食者、搅局者、消费者则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在这个意义上看重新修改后的《图书交易规则》，其实也是个苦瓜命，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不具强迫执行的后台支撑，基本上不具操作性。

    我倒是想借着限折令夭折的由头，说说国家应如何让国民亲近阅读，如今的图书暴利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一本书要花掉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这种现实对于阅读的打击是致命的。有调查称，我国近年经济飞速发展，但人均购书量却从1985 年的 5.93 册下降为 2004 年的 4.98 册。现实中，我曾亲见一女中学生在书店兴冲冲选购一大堆书欲让其父买单，却被其父怒斥——你想读得全家饿饭啊——女中学生为之哽咽与那父亲纠结矛盾的话语，令人难以遣怀。

    限折令作为拼命想保护图书出版业暴利的“纸老虎”，尽管夭折，当当网、卓越网等网络书店坚持自由定价，在互联网掀起了一场瓦解行业暴利的运动，尽管给国民读书带来适当廉价的念想，但，这并没有改变普通民众疏远书籍的趋势。20世纪中期，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最早提出著名的贫困文化范式理论，认为穷人的精神、观念和知识的匮乏是他们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这种研究充分说明了知识不仅对个人很重要，也与国家整体文明进步密切相关，国家政府具有弥合社会知识缺陷鸿沟、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当然责任，打压书价暴利，是国家对国民间接进行知识援助的人文情怀体现。

    读书不是富人的赏玩奢侈游戏，而是满足公众求知欲望，实现理想追求的一种教育职能方式。对此的国家作为理当不能缺位。限折令被国家发改委建议修改，说明国家部门在维护图书市场秩序方面没有失语，接下来，国家应当对图书为大众进行公益性服务作一些思考和举措，加强对公众阅读习惯、信息素养的培养，促进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并开展培训活动。强化公众对有用信息的搜集、鉴别能力的培养。

    建议，各地方政府，应当让读书成为一项公共福利，其一，国家应加大打击书籍暴利的力度，大力推广书籍的普及本和廉价书，像房子有商品房有廉租屋一样，以此将虚高的书价降下来，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知识的阳光。其二，国家应有效降低了公众的阅读门槛。包括组织公益性的送书给民众，包括将书最方便地呈现在民众面前，这需要在网络上，开辟免费供民众读书的网站，在现实社会，兴建更多资源共享的社区与街道图书馆的终端覆盖。图书馆是与义务教育制度并列的支撑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两大基石。渴望与图书馆为邻，是城市市民的心愿。一个有远见的责任政府，理当满足这种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