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鸿强曾生活于一个政府有钱的国家

    杨光志

    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6月10日清晨，他在车间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7月25日《华商报》）

    《华商报》选取了一个个案，对老国企产业工人的生活现状进行了点状描述，个案因自杀而显悲情，但这一拨人的命运多舛有很多相似之处。我的家乡与中国汞都贵州省万山特区相邻，对于老国企产业工人的命运，我耳闻目睹无数潘鸿强式的例证，在万山汞资源逐步枯竭后，2001年，万山汞矿实行政策性关闭，也就是事实上破了产，那数千失业工人，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有去为农民打短工的，有去南边卖苦力的，还有以身体来赚钱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慢慢被边缘化，湮没于人海，被人淡忘，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还得用比一般人更为艰难的途径，来应对种种生存的考验。

    潘鸿强的离婚，非感情原因，考虑的是利于儿子的教育，潘鸿强的低薪，非个人能力原因，而是所处国企度日艰难导致，31年工龄，600元月薪工资，怎一个“穷”字了得？怎能担托起“尊严”之重任？潘鸿强的最终选择自杀，是被房子压垮的，一桩桩一件件堆积在他身上的“稻草”，或许有无数个可能性解救他，比如最低工资标准，比如困难企业补助，比如主动选择失业可能获得的失业保障金，比如倾斜社会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甚至于，潘鸿强的个人社交圈，出来一两个“贵人”相帮，悲剧也或将避免。对这一切，潘鸿强的儿子想不通，想弄清楚“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也都想不通。

    国家GDP增长在不断报喜，为何国富民不能强呢？国民同享改革红利的脚步，缘何如此之慢呢？如果国家的发展与强大不能以国民的普遍幸福为目的，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从相关搜索我们得知，庞大的中国，直到2006年，尚有2365万人没有基本脱贫，贫困人口仅次印度列世界第二，而且这样的贫困划分标准，又与国际通行标准有所区别，如果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作为贫困线的话，中国农村及城市贫困人口加起来，将可能突破2亿。

    那么，我们能否从潘鸿强们的悲剧中，警醒过来，反思一下如何让老国企产业工人不至于连对付生存也对付不过去？如何对工人、农民、城市基层低收入家庭，以更快捷的方式覆盖以更为切实的社会保障网？让GDP化为种种国家普惠国民的种种好处，让国民上得起學、看得起病、有衣穿有房住，这真的是难以企及的世界难题吗？

    潘鸿强死了，反衬出局部地区的国家对于子民的责任缺位，呼唤着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更加严实无缝地铺就，呼唤着平等国民待遇、消除产生社会两极分化的土壤和社会病灶，包括《社会救助法》、《慈善法》等指向弱势群体的法律体系，也不能再千呼万唤出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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