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并非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经历相伴独特的青春期

那年那月在海滩

杨光志

    我一坐上“白日梦”歌舞厅的椅子，便觉得临来前的那番抹头油喷香水擦皮鞋的煞费苦心的装饰纯属多余。

    满舞厅的人穿着都很随意，只有那一张张脸庞是神采飞扬的。年轻啊，我们年轻得没法不张狂。更何况今天是一个有着特别主题的晚会，“一九八八年海南游子春节联欢晚会”。

    一九八八年的海南，如同一场台风的台风眼，卷起的一场建立特区省的狂潮热浪，吸引了无数大陆的才子佳人们纷纷奔赴她的怀抱，我是这帮狂燥人群中的一员。那两年的打工经历，构成我生命中一段高亢的音符，时时警醒我此后乏味的人生。

    八八年除夕我没有返家，在海口的“白日梦”歌舞厅参加游子晚会。这是海口市政府出面组织，一家大陆在海南投资落户的私企老板出钱共同筹办的一场晚会，让滞留海南的所谓“人才”们有个临时团聚地。“游子”、“春节”，这字眼所蕴含的意义令人怅然而伤感，我们装着忘了其实心中铭心刻骨地记着它，英勇地期待着这悲壮的一天到来。

    晚会的程序是随意的，用抽签的方式请大家都成为晚会的主人，抽到保卫便负责秩序，抽到服务便负责上茶倒水分糖果，抽到会务便负责收集所有参会者的联络方式，在晚会进行期间为每人印制一份通讯录，抽到司仪便串场主持文艺节目。种种令人捧腹的才艺表演和令人叫绝的推销组成技巧让这场没经过排练的晚会始终激情四溢。在整个晚会进行当中，参加者的结交圈子便大致以“雅皮士”和“嬉皮士”分成了两大阵营，前者是那些已衣冠楚楚，四处散发烫金名片的公司经理和假冒经理，后者是如我这般尚以体力活为主要挣钱手段的打工仔或不屑与雅皮为伍的落拓文人浪子们。

    “阿拉”便坐在我身边，是个上海的女孩子，我和她都抽到了服务员。这短暂的“同事”关系让我们结识。我见她自我介绍“阿拉是上海人”便叫她阿拉。她衣着暴露，言辞大胆，语调发嗲。那时刚“上市”的洋派流行语：“嗯哼”、“哇噻”之类在她嘴里不时参强地吐出，充满着令有“坐怀不乱”修为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心旌动荡的挑逗意味，她告诉我她大学学的是自然科学。但在海口没用处。现在，她在用女人的“特点”生活，她的坦率让我吃惊。

    “收入可以吗？”我问。

    “说不准，反正比你们卖苦力强多了。”

    “看来你很快活？”

    “能快活的时候干嘛不快活。”

    “以后，怎么办呢？”

    “以后，怎么办呢？”她用调皮的口吻反问我，头一甩轻松地嚷：“管他呢，先把青春饭吃个饱！”说完又和旁边的人大声招呼，乱抛飞吻。

    晚会进行到深夜三点，节目表演已告罄，于是一帮意犹未尽的“嬉皮”手牵手去海边沙滩，沿路高歌所有会唱的歌曲，一人起头，众人应和，唱不下去就“哄”地一笑，再起一首，再唱……

    在充满鱼腥味的海风里。这帮五湖四海的游子个个狂野，互相的攀谈如多年老友。许下的诺言，当时觉得真诚，之后才知道十分搞笑。比如说：“十年后的今天，我在海口最豪华的酒楼请今天的各位吃饭，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阿拉”觉得冷，不由分说剥去我的牛仔衣披上。我便只有光着膀子，尽管海口是季皆夏，但在大年初一的凌晨，我还是觉得受不了，便怪叫着在海滩上跑步，踢出一路沙尘滚滚，其间闪烁着点点磷光。

    之后人群陆续散尽了，每告辞一个，余下的朋友便唱“啊朋友再见”，走的人便说：“会再见吗？看缘份吧。”

    我没法走，“阿拉”盖着我的牛仔衣在海滩上睡着了，我在海滩漫步等待她醒来，在晨光中，我见她做着甜梦，磨牙和舔嘴，她脸上的所有化妆已在海水中洗净。这时她看起来没了晚会上的妖冶而变得十分纯洁恬静。这个用青春的身体找钱、收入超我数倍的女人，盖着我的牛仔衣，看上去还像个发育不全的中学生。

     数年后，在铜仁一中的一间教室里，我有幸听见著名诗人邵燕祥给同学们朗诵他的诗作，老诗人在俄罗斯看见中国的女孩子在那儿作卖淫女，以慈父般的口吻作诗句劝她们：回去吧，别在这用父母给你们的纯洁身体挣钱（大意）。我的脑海便如通电一般忆起了那年那月在海滩，那个我称作“阿拉”的女孩子。我最后知道她的消息是：她一直被一个老板包养着。

   并非每个独特的青春期都是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