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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上的漫游人

撰文|老S

     中国国民集体富裕起来之后，“驴”变成从物质到精神两个层面的时尚符号。而今，那些早年间曾经令“驴友”们自得的装备和行头早已相当普及，再不是什么骄傲的资本。“游客”这样的指称似乎也带上了一些贬损和排斥的含义。

    不论羞与为伍、自我反省也好或者受舆论导向带领，旅游者的形象确实在发生变化。一些有别于原来的新词汇以及新人群也就由此而生。可以把漫游者也视为新人群的一类。

    还可以把漫游者视为现代性发展至今后，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一个群体。在上世纪比较早的阶段，他们的实践与价值观曾经代表一种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抗态度；在非城市地区的、充满自我主义色彩的在自然与极端环境中的苦行体验，是其主要的活动形式。

    漫游者的文化背景，可以联系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的影响——代表是杰克·凯鲁亚克等一类作家、艺术家通过身体经验与主流体制之外的自我价值感寻求，进行的一些漫游活动、生活方式实践。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对漫游者的习惯辨认方式，已经演变为将其当作一个消费、时尚符号。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状态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也具有一定相似性：高速公路网基本完善、信息交流频繁，这些因素都使得漫游者的活动具备了现实基础。

    对漫游者人群的命名也经过了几个时期的流变，比如，“驴友”的称谓如今已被他们共同抵触，认为这一肤浅称谓不能呈现和概括这一人群的价值观与复杂性。我们将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梳理漫游者的社会形象的流变。

    漫游者的主要特征，可以大致概括为：他们通过身体力行的漫游实践维持一种精神状态，但是不愿定向成为某一社会角色；他们中还比较年轻的成员具有目的不明确、价值观不确定并处在频繁自我调整中，经验易于变化等特征，相比较而言，他们中较为成熟的成员则具有自己的思维空间和特定的实践目的；对于极端自然环境的体验，也表现为几个差异，有的沉陷其中，有的理性尝试，有的有距离的体验后则回到城市中正常生活；此外，这一人群也随着环境的影响也出现了各种角色，有的也从中找到了功利性质的途径。

彬子与璇子的同行

记者：第一次来西藏是什么时候？

彬子：2004年。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来这里？

彬子：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就因为当年的一个梦。“雪山，风马，有人在磕长头…|”。那个梦如此清晰，如今想起来觉得很玄。因为那时候从来没有尝试过想象和了解这个地方。我记得醒来的第2天早上，去一哥们家，看到他新画的一幅油画，我都惊了：画里的场景居然跟我梦见的一模一样。一问他，原来他也梦到了这个场景。于是俩人决定一定要去藏区。

记者：你们是从哪里进藏的？

彬子：先去了云南，在丽江和中甸呆了半年，路费和装备全靠一大哥资助的2000元钱。哥俩把钱花完了，就唱歌维持。2个月后，我们到了康定，中途借钱回了趟北京。然后又去大连看海，依然靠卖唱维持生活。后来结识了一个热心的大姐，知道我们的经历后，便资助我一辆600元钱的捷安特，说好三个人一同从成都骑车到拉萨。可惜中途大姐和哥们儿意外生病，不得不提前结束旅程。而我只好带着200元钱独自上路，坚持骑到了拉萨。

记者：拉萨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彬子：一到了拉萨，就喜欢上了，没有特别的理由。我记得刚到了这里，买了两根小布丁，兜里就没钱了。和一河北哥们儿在街上卖唱，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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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后来在拉萨是如何生活的？

彬子：也许还是因为缘分吧，当初在丽江巧遇了山东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兵，在拉萨又相遇了。一起在喝酒的时候，说出了我的愿望：“在拉萨开一间酒吧”。没想到大兵居然二话没说，给了我2万做投资。于是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间酒吧，在我的悉心经营下，酒吧的生意越来越顺利。就这样，2005年，我便在拉萨开了第2间酒吧。那几年，生活得很快乐，认识了不少好兄弟。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那年老城改造，酒吧便一下子经营不下去了，那段时间应该算是我的一个低潮吧。

记者：有没有想过离开西藏？

彬子：2007年，我在拉萨无所事事了一段时间，就去了丽江，在那里认识了璇子。2008年，我们一起回到拉萨，开了“什么吧”。那年生意很不好。和大多数酒吧客栈一样，生意没有支撑下去。我索性把酒吧转了，决定实现我的另一个梦想：“骑行去南非看世界杯”。从拉萨到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我骑行了半年。可是到了土耳其，怎样也办不下来签证。于是我不得不从新疆返回北京。

记者：家人朋友对你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看法？

彬子：大多数人不理解。包括我母亲。觉得我不务正业，也劝我改变一下生活状态。当然也有哥们儿表示支持和理解。

记者：对目前在拉萨的生活状态你是如何理解的？

彬子：喜欢这个城市，它能让人记性不好。我的家庭可能是影响这个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吧！对我来说，北京这个城市意味着现实，拉萨却意味着理想。

记者：对拉萨交往的“圈子”有什么看法？

彬子：相对单纯。我很少受这些关系的影响，我行我素简单的交往，保持一定距离。我觉得我始终是个过客。。

记者：对你来说，什么是危险？

彬子：在云南德钦飞来寺到雨崩的路上徒步，中途他从悬崖下掉了下来，我们俩就失散了。当时我们都没有吃的了，我走到村子里，回去找人，那时候心里很慌。最终还是找到了，那时候也让我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危险。

2008年骑行到巴基斯坦的西北部，也就是白沙瓦南部，不知不觉走到干塔利班控制的区域，路上到处是被摧毁的桥梁，警察局……后来我又骑进去了500公里，被巴基斯坦军人发现，护送我出去。经过一段沙漠，我们碰到了阿富汗的非法移民，因为语言不通，我不得不跟着士兵去抓人。那个情景让我非常难忘。

记者：你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彬子：不满意。感觉到有压力。

记者：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彬子：开酒吧，我还是比较擅长交往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出一本音乐专辑。  

记者：第一次来西藏是什么时候？

璇子：2006年。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来这里？

璇子：由于家庭原因，从小父母离异，由爷爷奶奶带大，上学打工的时候常常带外宾团去甘南州，自然亲近藏文化。2006年爷爷去世，很想出去走走，在丽江认识彬子。07年和母亲一起来拉萨，不料母亲反对和彬子的感情，与家人的关系闹得很不愉快。这一年，从兰州到拉萨来来回回折腾了十几趟。所以来拉萨，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这儿，一方面是因为彬子。

记者：在拉萨是如何生活的？

璇子：当老师，在师专教旅游专业。

记者：你对拉萨这个城市是如何理解的？

璇子：相对落后，有自己的自由空间，无压力，轻松，消耗，没有挑战。但同时也认为存在着机会。再加上我本人对藏文化有一定的热情，毕业论文写的是《跨文化高度下的欧洲游客消费研究》。

记者：在路上的态度和对陌生人的交往方式是怎样的？

璇子：在路上，我相对务实和理性，我辨认陌生人和与人交往的方式通常是透过对方的文化背景来决定的。对当地人的改变可以接受并理解。

记者：家人对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看法？

璇子：从反对到慢慢接受和支持，主要因为我目前在拉萨的工作。

记者：你觉得自己目前在社会的定位是什么？

璇子：不在意自己的社会定位，坚定，自我。

记者：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璇子：向往自由职业，在拉萨继续生活一段时间，将来可能会回甘肃或去北京发展。同时对现实也有一些焦虑，在拉萨很美好，却也时刻感受到了一种“消耗”。

小强：遁入新世界

    被人戏谑地介绍为“富二代”、“强总”等名头的次数多了，小强已颇为适应，每每配合着人们的介绍，将自己的大头与腰身夸张地摆弄出阔绰的poss。然而，在这种“说者有意，听者有心，当事者又故作姿态”的场合里，有关“富二代和西藏”间的种种反差、疑惑和新奇，就会潜生并漫延出众多的话题与兴趣。当然，这一切的根源都离不开那个“富”字。

    采访当天虽特别说明了是闲聊，但小强仍显出少有的正经，话题自然是从富字入手。

   “我家是东莞的，以前开服装厂，曾代工过好几种世界级品牌羽绒。而我的一些同学家里，有做皮鞋、西服，有的则做衬衫等，总之几个要好的朋友间互换一下自家的产品，就基本上是一身名牌了。后来，随着我父亲的去世，因厂而富的情况在我家就结束了，我妈和姐姐们守着一些家底，老希望我能继承家业并有所光大，但这期间所经历的一些冷暖，并加上我自己叛逆心理的形成，便对家乡有些厌恶。随后我便上大学学习英语，希望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和家乡以及过往保持一种有距离地生活。”说到这里小强特别补充了一下儿时玩伴们的现状：“他们基本上继承了父辈的营生当上了工厂主，过得好过得坏的都有，每次回东莞还能见上，但基本上是聊不了两三句便无话可说了。比起我现在常待的西藏来说，他们更感兴趣于赌博。” ......节选，详细内容请关注《西藏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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