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什么，如何叙述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家所苦苦钻研和津津乐道的。传统小说家通过不断的摸索与实践终于在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找到了方向。现实主义小说家以描摹现实生活为目的的创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文学等创作潮流风云而起写“文革”，于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坛上以“文革”为主题的作品层出不穷。针对这一文学滥觞现象，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以马原、余华等为代表的先锋作家的出现，他们通过语言和叙事技巧的不同与现实主义作家相抗衡，表达他们对世界、历史、人生的特殊体验。但由于他们“曲高和寡”，并没有如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拥有可观的读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学观念的激变和社会商业化的转型，多数作家选择了逃避政治：躲避崇高，远离宏大叙事，文学观念上的向内转，倾向于描写人的内心、人性等隐秘主题，余华便是其中一例。即便是他以文革为叙事背景的小说《活着》，也不是为了写文革这一历史浩劫，不在于强调文革的悲剧性，而主要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强调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这一事实。这篇小说平实的叙述，少了前期的冷竣、残酷和绝望，于时间的缓缓流淌中娓娓道来一个普通农民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读出时间的永恒的话语，时间是作为叙述对象出现在这部小说中的。至此，余华的“回归之旅”便完成了。

    自1986年余华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他的作品一直都在叙述死亡和暴力，他以冷竣、绝望的态度质疑客观真实，强调现实的虚假性和理性的不可信性，相信只有内心世界才是真实的。伪善、势力、贪婪、凶狠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非理性主宰一切。于是他与现实有一层紧张关系，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于是，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为保护苹果不遭抢掠而被打得满脸开花，但司机面对这一切脸上却始终挂着不可捉摸的笑容。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切是个阴谋，但重要的是我内心经历过了，内心的真实转变为一种最为真实的存在。《四月三日事件》中刚满十八岁的“他”无意中发现父母背对着他在说“四月三日”，他觉得他们是在预谋要害他，他在证实自己猜测的同时就实现了感觉的真实。这些都是用虚假在写作。《一九八六年》作者写的是历史的预言，《往事与刑罚》进一步写出历史的“进化”是暴力和残杀的精致化和“艺术化”的过程。在这些作品中，为了表现对乐观向上的人道主义理念的怀疑并“重新结构世界”，余华拒绝袭用既成的叙述程式，而是以一种背离现状世界所提供的程序和逻辑，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写一种新的“真实的存在”。

    但从他一九九一年后的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来看，他显然已经放弃了先锋的姿态，而是以写实手法来叙述一个个小人物的生存故事，虽然宿命论的观念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超然的平和取代了绝望的痉挛。人物不再是道具，而成为有生命的鲜活的个体。正如余华在《活着》中文版自序中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的高尚指的是对一切事物经历和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这里，余华的创作心态显然有了大的转型，他已经意识到了人物其实是有自己的声音的，作家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远比创作者的声音更真实。《活着》便是在这样的创作心态下诞生的。《活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以及人对世界的乐观态度。福贵的一生其实蕴涵着这样一个人生哲学：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以一个老农身份出现，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余华对人的现实主义关照，讲述着他一生的经历，从败家，沦落为人当佃农的地步，经历了父亲的猝死、母亲病死，抗战期间经历了数十万人的死伤，文革后，又经历了儿子的意外死亡，女儿凤霞难产而死，随后与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和外甥苦根相依为命。然而，命运似乎与他作对，他只是依旧平静艰难地活着，不奢求什么，但二喜和家珍，苦根还是相继死去。他还是平平常常地过日子，累死累活地活着，没有死的欲望或者决心。小说虽然写到很多死亡，主旨却是要告诉人怎样活着。所写的事件是悲剧性的，但支撑人物行动的信念却好似乐观朴素的。整部作品很少有心理描写，面对一个个善良的家人的死去，福贵的叙述始终是平静的，镇定的，有时还带些无可奈何的达观、幽默的态度。因为生活原本就是这样，不容许你有太多的挑剔。的确《活着》和它之前的作品不同，它不以描写死亡和暴力为嗜好，作品不再充斥着冷竣、淡漠和绝望，而是时时刻刻讲述着生存，讲述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友谊，讲述一个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痛苦并且仍然坚强地活着，讲述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绝望的不存在，更重要的是讲述了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活过来的。他峄温情的笔调，缓缓向我们讲述着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一个热情、心态激昂的余华正在向我们走来。

    的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先锋尝试的余华，如今更加关注人本身，更尊重人本身的力量和思想，更注重倾听作品中的人物的话语。他已经以一个乐观人道主义的作家站在了新写实主义作家之列了，更接近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