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必举书，所以慎言行，诏法式也。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先秦时期的史书大体分为两类，记事和记言，直到《史记》出现才有以刻画人物为重心的纪传体，而后推为史家之宗。《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体现的求实精神是一种极为崇高的史德。司马迁《史记》娴熟的艺术表现手法都是以这种史德为基础的，它对后世小说、传记文学的出现开辟了先路。特别是在《项羽本纪》这篇倾注了作者诸多心血和情感的得意之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古以来，有人仅取一端，或扬之为千古英雄，或抑之为桀纣再世。司马迁却不如此，他既重视项羽在灭秦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充分地肯定他的历史作用，也指出了项羽的政治理想落后，政策方略错误，以及他个人性格上的严重缺点，反映出司马迁对项羽的认识和评价是全面的、准确的。正如钱惺曰：“司马迁以项羽置本纪，为《史记》入汉第一篇文字，俨然列汉诸帝之前，而无所忌，盖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可见司马迁以自身之不幸惜项羽之不幸，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难怪后人称其“史家之绝唱，天下之离骚”。其创作手法在此也可窥见一斑。

一、选材剪裁与谋篇布局

   1、司马迁博览群书，掌握了大量书面资料，但写作《史记》没有也不可能止于资料编纂，但作史的根本任务又限制他必须在真实的原则基础上，客观记录下历史发展的原貌。司马迁在“不虚美不隐恶”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在汗牛充栋、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和现实事件中，精心挑选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其所要刻画的人物形象的材料，然后经过巧妙的谋篇布局，将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达到既客观地表现历史又成功地完成了对历史任务形象成功刻画的目的。“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句话实际上正是整部《史记》人物传记的选材剪裁原则。

   《项羽本纪》中，项羽被困垓下时，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八年之前，他赤手空拳崛起于陇亩之间，八年中身经七十余战，该有多少事可写，可独选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来铺张描写。巨鹿之战写其骁勇善战、勇猛粗暴一面；鸿门宴写其妇仁之仁与毫无政治谋略之一面；垓下之围又写其慷慨悲壮、儿女情多一面，此三事将一个历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一个英雄怪杰形象。吴见思《史记论文》第一册里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也以全神灌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宴处，分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如有百万之军藏与汗青之中，令人神动。”对此，我颇有动感。在这三个历史事件中，司马迁仍不忘予之笔力于将项羽暴戾、残忍、“欲以力争经营天下”野心的一面表现出来，坑秦卒，屠咸阳、烹说者等暴戾残酷之事见于笔端，。

   2、基于《史记》的协作特点，司马迁不可能在描写每一个人物的传记中对其所有事件加以传写，这样既费笔墨，且不突出详略，而且有重复之嫌。但又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与人物形象的完整立体感，司马迁采用了独特的记史方法，即“互见法”。对于项羽性格的描写，在《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陈丞相世家》等中皆有表现，这样才使之形象丰满。国学大师钱钟书曰：“言语呕呕与喑恶叱诧，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腻，爱人礼上与妒忌贤能，夫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即不与，皆若相反相违，而即在羽一人之身又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杂者如此者。”项羽性格如此错综复杂却又被司马迁刻画得有条不紊，栩栩如生，其功非“互见法”莫属。互见法的运用<在史记》中比比皆是。譬如《孝文本纪》中刻画文帝“专务以德化民”的至德天子形象，似乎白碧无暇。而《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则专写文帝自私、残忍、严法和不重视人才几件事。互见法的运用有多种情况，有的明言“事在某事中”，有的并不明言，而让读者自己去发现。有的此无彼有，有的详略互参。互见法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叙事，使文字精练简达，而且表现史实更强烈客观。

二．对比反衬手法的运用

   互见法保证了人物形象的完整与历史的真实，而对比反衬手法则是有针对性地突出人物性格某一方面的特征，有时甚至还带有司马迁自己的褒贬倾向。

   项羽和刘邦二人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鸿门宴上的项羽和刘邦的不同表现，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项羽胸无城府，年少幼稚，完全没有斗争经验，而刘邦则全然一个工于心计的小人形象。当项羽知道“沛公欲王关中”时，大怒，而当刘邦佯装低声下气地解释他闹病没有王关中的意思时，项羽竟然轻信，而且供出言者曹无伤。如此没有处世经验，依据话就直接导致后来的曹不伤死之刘邦之手。而后来当范增向项羽再三适宜要杀死刘邦时，他竟毫无察觉，默然不应。项羽虽然迷信武力，但也有不忍之时，而此时的不忍则表现为没有斗争经验。而刘邦则完全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人。当他从张良处得知项羽要“破沛公军”时大惊，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理智，乱了分寸。他自知“固不如也”，又无计可施之时，便变通策略，从项羽身边人下手，抓住了项伯这棵救命草，以兄事之，并约为婚姻，骗得项伯在项羽面前为他说话。这还不够，当他赴鸿门之宴时说“今者有小人，令将军与臣有间隙“，用委琐之言取悦于项羽，一个“臣”字，虚伪面目毕现，并使项羽相信他，且对他有愧色。刘邦生性好大言，今说话用此等腔调，乃一生中仅此一次。还有，他还假樊哙之口批评项羽并表达他王关中乃实至名归的观点。当他感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后，借“如厕”脱身独骑，偷偷溜走，独留张良一人献珠玉。项羽的直率幼稚与刘邦的城府世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深刻的印象，使得项羽形象更丰满，并且为后文项羽的失利埋下了伏笔。

   在对待民心问题上，两人也大为不同。项羽“引兵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妇女而东”，刘邦为“王关”中的目的和他破咸阳后，实行的是怀柔政策。日本学者泷川资言说”“项羽楚人，既失取祖，又失其季父，怨秦入骨，犹伍子胥入埕杀望屠民烧宫殿，以快其心者，谓之无深谋远虑可也，谓之残虐非道者，未解踵子心事。又，此时沛公年已五十，思虑既熟，项羽年二十加六，血气方刚，彼接物周匝慎密，不敢妄动，此当事真势勇决，任意径行，是二人成败之所以分也。”

    在个人性格问题上，两者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垓下之围中，项羽对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为渡？且籍与江东弟子八千人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一个胸襟坦荡的英雄豪杰形象跃然之上，而在最后关头，对于跟随自己五年的骏马不忍杀之，赐于乌江亭长，一方面与他自己坑卒屠城形成鲜明的对比，白哦县他矛盾的一面，另一方面又跟；刘邦自私形成对比。于是我们不禁会问项羽连马尚且不忍杀之，刘邦何能如焉？

三.铺垫

   现代文学创作中惯用之法铺垫在，〈〈史记〉〉也多次运用。导致项羽悲剧性的结局并非偶然，非天亡项羽，而是由于项羽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这样就保证了整篇文章的内在逻辑的合理性。项羽与楚怀王的矛盾，早在“楚兵已破于定陶“之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此时“怀王恐并项羽、吕军自将之。“项羽率将动弟子八千人渡江而西，却被夺去军权，有楚怀王亲自领导，项羽如此迷信武力之人当然不甘。韩兆琦说：“项羽与怀王的怨隙自此夺军始。”而后，楚怀王重用宋义，令项羽、范增救赵，而项羽矫杀宋义，怀王无可奈何，只好使相与为上将军，二者矛盾进一步深化。由此，我们可知，项羽在怀王迁徙土中将其杀害，并非偶然。二人的矛盾由来以久，项羽杀害怀王也就不奇怪了。文章中好多这样前后铺垫的情节，前后勾连，互相照应，相得益彰。

   《史记》中的文学特色当然不止这些。此篇仅就《项羽本纪》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点特征加以举例。比如，个性化的语言，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夸张等的运用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谓后无来着也。司马迁岁为史官，但他的史学成就可以与其文学成就相媲美。现在的许多文学创作手法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实例。韩愈占主席的运动中，《史记》是范本之一，他开创了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对后世的影响不能忽视。因此，他既是史学之宗旨，也是传记文学，乃至小说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