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室有信！”随着邮递员的唤声，我出去接信。是爸爸的。咦，怎么是从香港来的？我一时纳闷，从来没听说我家有这门亲。爸爸打开信，呆住了，瞬时，老泪纵横，不能言语。是喜？是忧？我伸过头细看，原来是我失踪了近40年的大叔在台北托人从香港寄来的。这从天而降的喜讯，怎不叫人激动不已，我也不由百感交集。
    是啊，就是这个大叔，曾使我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日子里，被部队来学校招兵的同志毫不留情地“刷下了”；也就是这个大叔，使我妈妈多年的入党愿望未能实现；更是这个大叔，使我爸爸在工作和事业的发展中屡屡受牵连，甚至连亲戚也受株连。
    今天，这个生死之迷终于被揭开了，在海的那边，确实有我的亲人在呼唤。看着那颤颤的笔迹，看着那浸满思乡泪的字句，难道我们还能为自己受的那点不白之冤而加恨他吗？爸爸含着热泪不住地说：“多亏了现在的开放政策，才使我有今日。”
    一张薄纸，搬走了压在爸爸心头的石头；一封家书，勾通了海峡亲人的心声。
    很快，叔叔的第2封信又来了，他准备回故里，祭扫两老的墓地，和兄弟姐妹团聚。
    此时，我思忖着，哪一天我也能去阿里山、日月潭一游？去婶婶家做客，和弟妹们共叙天伦之乐？这一天一定不会太远了。
（1987年11月17日刊登于《新金山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