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的自杀，引发人们深切的关注和探询：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为什么会在地震5个月之后悄悄自行了结自己年轻的生命？据10月10日的《广州日报》报道，董在临走前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称自己“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
人们关注此事，不仅因为董是一位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色的优秀干部，更主要的是，董作为地震灾区广大干部中的一员，从他的身上可以窥见灾区干部普遍的心理倾向，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毕竟，经历了大灾之后的人们的心理问题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课题。
董的轻生，或许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他的遗言，应该可以为我们探究原因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地震之后，痛失亲人，条件艰苦，百废待兴，任务紧迫，这一切都构成未曾亲历者无法体会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从报道可知，董主管的建房任务本来就很紧张，缺口很大，谁知又赶上了‘9·24暴雨’，损毁的房屋已超过万间，这给农房建设工作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有媒体评论认为，董的轻生突显灾后心理援助的重要，同时也暴露出灾区的政府官员成为心理援助的薄弱环节。此话当然没错，此事发生后，北川县已经采取措施对于干部进行心理疏导。可是，心理疏导是不是灵丹妙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灾区干部工作、生活压力太大的问题？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事实上，感到压力大的灾区干部并不在少数。心理卫生专家栗克清参加了灾区的对口支援，他在近日召开的“灾难后心理社会响应高层研讨会”上透露，他接触了许多基层干部，他们工作非常辛苦，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基层乡镇干部都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和重建任务，但他们没有发泄渠道，只能自己独自‘舔伤’，这种情况在灾区比较普遍，也是比较危险的。”
灾后重建需要争分夺秒，而客观上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灾后重建需要灾区干部群众以顽强的毅力艰苦创业，但也不能过分、盲目夸大人的意志的作用。在过去艰苦的年代，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片面强调意志的能动性的倾向，相信“人定胜天”，陷入唯意志主义。时至今日，在一些干部的头脑和一些行政指令中，还不时冒出唯意志主义的遗留，高估人的“精神力量”，忽视客观存在对于人的作为的限制作用，采取一些超越人的精力和心理承受极限的行政措施和行为。加之灾区干部群众对于重建家园的急迫心理，导致基层干部超负荷的工作，以及他们在工作受阻之后的失落和茫然。
既要意识到灾后重建的时不我待，又要认识到工作的反复性和长期性；既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又要遵循客观规律，理性地看待人自身的局限性，并由此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和工作安排。唯有如此，灾区干部才能轻装上阵，以乐观、自信的心态接受挑战，战胜自然灾害，也战胜自身的伤痛和脆弱。（全文1085字）（10月13日《河南日报》选登）
（彭联联）
相关新闻链接：
http://news.sina.com.cn/c/2008-10-16/022616461446.shtml
相关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8/1010/14/4NTCV1120001124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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