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瑞典举行了四年一度的大选，社民党失利，由四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获胜并组成新政府。可没想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原因之一是两人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多年前漏缴200美元电视费的问题被媒体曝光。

    若干年前漏缴的区区200美元电视费，致使两位大臣引咎辞职，这在我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国官员原本就享有诸多特权，漏缴电视费此等“小事”无论如何也影响不到他们的官位。正是因为生活中的诸多小节不受制度的约束和监督，导致官员权力滥用，特权思想膨胀，日积月累，许多“小事”累积成大事，官员腐败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

    这就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管理制度造成的不同结果。瑞典看重诚信品质，对于官员的不廉洁、不诚信行为采取的是“零容忍”制度。马尔默市的一位政要应一位从商的好友邀请去南非度假，期间住在了好友的别墅内，谁知回国后立即被控涉嫌收受商业贿赂。其实检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检察官认为他的南非之旅有导致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单凭这一点即可提起公诉。由此可见，瑞典在反对商业贿赂和腐败方面的立案门槛是很低的。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讲求官员的品德素质，也要求官员注意“小节”，但主要局限于内省式的个人修养，如“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等等，却缺少相应的制度约束。问题是，并非人人都是正人君子，而且官员权力大，来自各个方面的诱惑也多，在缺少制度监督的情况下，君子也容易蜕变为小人、坏人。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赋予官员多种特权，这样就使得官员不仅不需要注意小节，而且“小打小闹”的腐败是正常现象。官员利用公款吃点喝点是小事，官员的风流韵事也是小问题。恰恰是这些“小事”长期得不到监督、制约，变成了官员们廉政防线的缺口，缺口一旦打开，则一发不可收。

     “零容忍”机制使得瑞典的官员们可能因为一些小事造成个人名誉和利益的巨大损失，长期在这种环境里，外在的制约变成了官员们诚实守信、廉洁奉公的自我约束。我国要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体制，也要像瑞典一样对于腐败行为实行“零容忍”。(应《当代党员》约稿）（彭联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