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女童遭后母毒打吐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继后母面对媒体下跪称受冤枉后，又有知情人透露女童小慧曾对邻居说过后母并没有打她，是某个亲戚教其这样说的。当地一位官员22日透露，女童并非其继母所伤。而21日，网上出现一自称为“最新内幕”的帖子，称因女孩得病家里无钱医治，才通过网络达到炒作效果，以引起网友关注，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据7月23日《信息时报》）

    在媒体日益发达、公众认识到其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后，“有困难，找媒体”就成为寻求权利救济的人们的习惯思维。可是，媒体毕竟是有限的公共资源，当它无法满足所有求助者的愿望，必然要为资源的使用设置门槛。反过来，人们为了获取对于媒体的利用机会，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自身情形的独特型、差异性和典型性，以博得媒体的关注。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来，诸如“卖身救母”、“跳楼讨薪”之类作秀式的社会新闻时常现于媒体。而后母毒打女童的“善意谎言”则把作秀走得更远，如果说“卖身救母”、“跳楼讨薪”之类的“新闻制造”还没有偏离事实基础（母病、欠薪），那么后母毒打女童则是完全的谎言，女孩生病被彻底隐去，凸显的是一个被网民痛骂而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史上最狠毒的后妈”。

    媒体资源的有限，因为其自身容量的有限，更因为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源于其报道事实的典型意义。当新闻事实大量雷同，媒体也就失去了对于公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相应也就失去了对于求助者的救济力量。实际上，媒体只是权利救济过程的一个“放大器”，只是把弱者和救济主体联系起来。没有救济主体，媒体在权利救济方面的力量几乎等于零。

     那么，寻求救助的不幸者为什么不直接和救济主体发生联系，而是要通过作秀乃至造假的方式寻求媒体的帮助？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对于弱者的救济还缺少一个制度性的系统安排，当人们遇到了天灾人祸，能否获得救济，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救济，没有制度上的明确规定，存在很大的或然性。于是，人们只好需求媒体的帮助，借助于媒体的影响力实现与救济主体的对接。试想想，如果那位重症女孩有医疗保险作保障、可以简捷地获得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的资助，还用得着与后母共同上演这场“苦肉计”来吸引舆论的眼球吗？

     可是，弱者以各种“苦肉计”来寻求媒体的关注，从而获得自身权利的救济，长此以往，个体的理性只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事实上，各种作秀式的新闻和层出不穷的假新闻是对媒体资源的透支，正在消减着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通过媒体获得权利救济变得越来越不易得。如果寻求权利救济需要施用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苦肉计”，那么寻求救助的过程同时是另一种权利受损害的过程。而且，即使如此，能够被媒体所报道并获得救助的依然只是少数。

     权利救济要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关键是要使救济制度化、常规化。只有那些大量的遭受不幸者能够通过简捷的制度通道获得救济，他们才不至于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媒体身上，也不至于为了获得媒体的帮助而不惜代价地作秀和造假。也只有如此，媒体才能把有限的资源利用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不幸者身上。（正文1226字）

（彭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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