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

毕业以后，你从事过很多职业，搞过科研，卖过保险，记者、编辑、策划、IT等等…人们常说十年能出一个状元，但是十年未必出一个戏子，无非是两点，从艺难、从艺要专。但是你从事过这么多职业，似乎也没有影响你把相声说好，原因是你从来不把自己作为一个专职的艺人来看，还是说你广博的从业经历极大的丰富了你的创作和表演？

徐德亮：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相声其实是说书，唱大鼓也是说书，一样的。既然是说书无非就是“世态人情”这四个字，你怎么把相声说好了呢？就是要有这个经历，有这个体会，能够理解它，能够影响它，让它也影响你，这样才能把相声说好。当年 张寿臣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大家都熟悉《夜行记》，侯先生说的好，天津的郭荣启先生也说，很火的一段，人家问张先生你怎么不说，张先生说我都60多了，也不会骑自行车，我说不像。多精辟啊——“不像”。这也是我的体会。再比方说“托妻献子”，说得再好，大伙看着你不像朋友走了你跟人家媳妇搞不正当关系的人，那说出来就不乐人。还有是你有没有这个生活，对创作相声和传统相声的二度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我自己的例子——《家庭论》，前面说谈恋爱的事效果非常好，后面说成家以后，丈夫怎么怕媳妇，妻管严，效果就不好。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后来德纲跟我说，说你说不像，你没结婚呢，没这个生活体验。丈夫在家中不会那么怕媳妇，不可能表现在脸上，我一想对，后来我把这个节目改了。

耗子：

谈谈你的相声吧。你把自己的表演风格定位为“新文哏”，虽然只多了一个新字，但是给人感觉学术性很强啊。传统的文哏如苏文茂先生的艺术风格大家很熟悉也很容易理解，你对“新文哏”相声是如何定义的？你又在创作和表演上进行了哪些尝试？

徐德亮：

我先说一下文哏，文哏在传统来说是从清门相声里来的，《批三国》、《批四书》、《八大吉祥》、《歪讲三字经》等等。苏先生，文哏大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一辈子很文明礼貌，我的相声从来不带脏字，所以是文哏，让支持苏先生的人大跌眼镜。专家型的文哏演员说出来的东西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可见，文哏本身它的概念就不太清晰。说到新文哏其实并不是文哏的延续，而是新的一种表演方式风格。首先它是北京式的——我认为相声不分派，只有两种大的风格，一种是北京式的风格，一种是天津式或者外地式的风格，只不过是一个命名，北京演员可能说天津式的相声，天津演员也可能说北京式的相声。

我的相声首先来说肯定是北京式的，它讲的是一个完整性，前面是铺垫，后面一定要把铺垫的东西搬出来，前后呼应。另外一个在表演风格上追求诗意的感觉，像侯宝林、马季、赵振铎、高德明等等。高德明本身没有文化，但是听他的录音他像朗诵一样，追求比较诗意的感觉。这是第一点，一定是京味的。第二点，它一定是带有学者式的关照性，这一段相声，首先带给人快乐，另外要有知识性、趣味性，对社会有反思，对人性有反思，相声要包括这些东西。

耗子：

你最喜欢表演的是哪个传统段子？如果你能选择，您最想和哪一位未曾与您合作过的相声名家合作（去世的在世的都算）？为什么？想合作哪部作品呢？

徐德亮：

最喜欢表演的我说不上来。老前辈说过，活没有不响的，就看你使的对不对。我找师父：您给我上块新活吧，这段活不响。师父说了：不能，只要你使对了就响。要说我最想合作的相声名家，那就是高德明先生（注），合作哪段都可以。在我心目当中，高先生的相声比一般人的相声都要好很多，虽然我现在只有他的几段录音。

（注：高德明(1911—1960)相声名家。北京人。出身于相声世家，自幼随父高闻元学说相声，后拜冯昆志为师。基本功扎实，嗓音洪亮，以说、逗见长，代表曲目有《梦中婚》、《醋点灯》、《造厨》、《老老年》等。与绪德贵合作时间最长，一逗一捧，合作默契，常年在北京各商业电台演播。三、四十年代高先生与张杰尧（张傻子）、汤金澄（汤瞎子）、绪德贵、戴少甫并称“笑林五杰”，享誉京津。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市曲艺团，1960年病逝。）

耗子：

你很喜欢表演传统相声，这是德云社的优良传统，也是你的个人偏好与文化积淀所决定的。但现在谈到传统相声，就不能不提到传统相声与相声改革、与相声的与时俱进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这方面应该说德云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作为其中一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