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剧照

 

穷—生、走—苦、需—利、骗—信、家—乡、衰—兴

看《纵横中国》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浙江的人均自然资源及国家分配资源的总和不及辽宁的十分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排在第一位，而当时辽宁的人均收入水平却降到了第十八位，差距如此之大，并不是文化、体制完全能解释得了的；近一年来，分别看了经济频道和凤凰卫视编播的关于晋商、徽商、浙商和新浙商的记录片，又看了两遍《乔家大院》，颇有些感想。

 

穷—变

“穷则变，变则通”，这句古语浓缩了绝大部分晋商、徽商、浙商和新浙商的成功之道；自然资源的匮乏、地理环境的制约使得生存问题始终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正是这种求生的欲望成为他们走出去的动力。

走—苦

《乔家大院》开篇一声荡气回肠的“走嘞”，形象而又生动地展现了商人们走出去时无奈但又充满了希望的激情，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然更多的还是无奈，早期走出去的九死一还，几代人前仆后继才成就了晋商的事业与美誉，路是走出来的，晋商很多都是苦海中熬出来的。

让我想不到的是，电视里的一些亿万富翁居然正是当年躺在火车座位底下睡觉的人，正是这种吃苦耐劳的情形为他们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他们可以天天坐飞机，而我们还在坐火车。

小—大

无论晋商、徽商、浙商还是新浙商，基本都是从做小买卖开始做起的，正是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生活的日用品却成为他们成功的起点，能把小生意做大，做精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他们的事业由小到大，很多时候都是由破釜沉舟的勇气决定的。

家—乡

商帮大都以家族性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乡情为纽带，各个商帮间在竞争的同时，互相扶持，是成就晋商、徽商、浙商和新浙商的重要因素；血族主义现在看来虽有其局限性，但这种现象依然在传承着，不仅走出去还要走回来，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修建家庙或祠堂，以前商人们赚钱后的习惯有效维护了家族的物质与精神存在。

需—利

商业的核心是满足需求，包括物质、精神、文化各个层面的需求，需求永远存在，市场也就随之存在，那些商人们都有着超出一般的市场敏锐度，即便到外地去修鞋的同时，他们也不忘记观察当地的市场情况，这种商人的天性，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我们常用唯利是图来形容一部分商人，但互利互惠始终是商业行为的主流，真正的商人能够把长远的利益与眼前的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唯利是图与诚信互惠始终存在。

骗—信

骗是几千年来商人为了生存所形成的很普遍的谋利手段；在如今的生活中，有时一件衣服的价格能从500元降到50元，买菜时你也总会遇到缺斤短两的现象，这些情况随处可见；在信仰迷失的今天，大部分国人的思想又回到了几千年来根植于基因、基于生存本能的潜意识控制中，体现在从文化到政治到社会到商业各个层面活动中，骗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骗有两个层面，一种是损人不利己，赵本山《卖拐》小品中的情形就是典型案例；另一种虽然利己也利人，但是在对方基本无利情况下被诱导地选择，在顾问公司工作时，大家一起研究“如何把木梳卖给和尚”，居然发掘出了几十种方法，如垄断法、互利法，配送法等等，在对方没有实际需求，商业活动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很多方法都是基于人性的某些弱点，设计出种种办法来刺激其产生购买的欲望并付之于行动，4月份云南游过程中，发现类似的手法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明明知道是陷阱，也身不由己，这种隐性的骗局广泛地存在于今天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诚信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

孔子很早就提出了从高到低的“仁义礼智信”，现在看来其主要还是指导执政者或者说是权力比较合适，在如今诚信缺失的商业环境中，对大部分的国人而言，信智礼义仁的顺序或许更合适些。

近现代的信用体系是商道发展到一定层级、一定阶段后逐步形成的，但更多地体现在大型商贸活动中；《乔家大院》乔致庸把写着“诚信”二字的匾额挂起来，体现了他为人的一个方面，从长远来看品牌与广告效应非常明显，可以提高市场占有率，用提升竞争层级的方式巩固领头羊的地位，不失为竞争的一种有效手段；如此商道中的大商人举着“诚信”的旗帜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衰—兴

虽然“富不过三代”有些危言耸听，但大量的事实还是见证了这一点，无论我们现在如何赞叹胡雪岩的八面玲珑，那都已成为过去；随着历史的变迁，兴与衰不断交替着，在官商一体的国度，权力始终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因此很多大商人的成功都有迹可循，但大部分的成功者还是属于那些聪慧或者敢于抓住机遇的人，而非只是吃过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