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
庐州有了布业公会
李云胜 文/摄

    淮河路278号，现在是合肥市工商联和合肥市总商会所在地。民国初期的时候，那里挂着的牌子上写的可是“合肥布业公所”，后来又改成了“合肥布业公会”。

颇费周折的寻找之路

    历史上的中华民国初期大致是指1912年至1928年这一阶段，那时，庐州城里飘扬的还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五色旗”。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昔日东大街一处住宅的门楼上，挂上了“合肥布业公所”的招牌。
    按说，时间距离现在并不太遥远，连100年都不到。可历史的遗迹怎么就冲刷得那么干净，低矮的房屋早就被高耸的大厦所取代，连同人们记忆里的那点印象也被时间一起带走了吗？我去现在的合肥市工商联采访，里面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少壮派，一问，果然连听都没听说过什么“合肥布业公所”。有位领导模样的先生告诉我可以去找业务处的王主任，他的年龄有50多岁了，以前又从事过史志工作，或许知道一点相关的信息。
    电话联系上王主任，他说自己是1985年才到工商联的，也不清楚“合肥布业公所”。不过，他给我讲解了过去公会和现在工商联以及所管辖的商会的区别，即现在的工商联以及商会的性质主要是统战性、民间性和经营性，尤其强调其经营性；而过去的公会却是具有垄断的性质，在军阀横行、地痞流氓滋事的年代，从事同一行业的商家自发地组织起来，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倒是老合肥吴迪之先生对此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说，过去庐州城里的公会很多，只要是稍具规模的行业，大多成立自己的行业公会，比如剃头公会、炒货业公会等。布业公会算是规模相对较大的公会，不仅参加的人数多，商家的资金也较雄厚。
    吴迪之先生的祖上是在三孝口那里经营土布的，而布业公会主要是经营“洋布”以及绫罗绸缎的商家发起的组织，自然不带他们参加。但听老辈人提起过，他们经营地点主要在鼓楼、十字街等繁华地段。成立布业公会后，是在东大街买的一处住宅作为会址的。 

所谓大公所与小公所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小弟破裤，没布补裤，谁人买布，前村大财主。土布粗，洋布细，土布没人要，饿倒了哥哥嫂嫂。”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里面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述说旧社会的不平等，织布的反而没有衣穿；二是描绘了“洋布”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对土布的冲击，导致手工纺织的土布没有人要，织土布的人穷困潦倒的景象。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末元初，棉花就开始传入安徽。历元、明至清初数百年，植棉和纺织在安徽农村已相当普及。合肥手工棉纺织向有基础，巢湖之滨“十之六、七的农户”，于农闲之时纺纱织布，“机杼声昼夜不停”。合肥前大街那一带，鼎盛时期聚集了二十几家的土布行，当地及其周边人买卖布匹大多去那里。
    但鸦片战争以后，洋禁大开。尤其是1876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芜湖辟为通商口岸以后，“洋纱”、“洋布”潮水般地从这里涌向安徽城乡各地。精明的合肥商人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发财的机会，他们主动去镇江、上海等大码头采购布匹，然后再拿回合肥卖。
    吴迪之先生告诉我，他们开始并没有那么顺利，在上海多次遭受歧视，后来联合起来成立了庐阳公报关行，专门经营报关手续，才算打开了进货渠道。这时，经营布业生意的老板们就琢磨成立布业公所，他们在东大街购买了一处住宅，门上挂起了“合肥布业公所”的牌子，推选丁子述为负责人，订立了相关制度，比如同行之间配货按现金购货价格，每月分两次付款，小月为15日，大月为最后一日，行业互惠，不得单独哄抬物价等。
    这是布业老板们的组织，在布业商铺工作的职工也有自己的组织，他们自筹了一部分资金，余下的由老板们凑齐，在“合肥布业公所”隔壁也购买了一处住宅，作为集会的地方，门前挂的牌子是“合肥同人公所”。当时人们习惯把“合肥布业公所”称作大公所，而把“合肥同人公所”称作小公所。

普遍倒闭于抗战前夕

    我们国家商人的地位变化有点像过山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哪怕你富可敌国，按照“士农工商”的排序，仍然位于末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重商主义浪潮到来之前，至民国初年，一个地方经商成功的人士俨然称为社会精英。北伐胜利以后，政党权力日渐增强．商人势力步步退落。
    这一点，在“合肥布业公所”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曾任合肥县商会会长邓竹如先生当时是“合肥布业公会”主席，后来专门撰文回忆那段岁月。
    1928年，“合肥布业公所”更名为“合肥布业公会”，将近80户会员商店选举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以及主席，两年改选一次。那时合肥布业市场有批发、大零市、小零市三种类型商店，为布业经营鼎盛时期。当时批发生意以外地为主，本地为辅；大零市主要是从上海进“洋货”，绸缎之类的由江苏丹阳赊销，不足部分从本地批发一点；小零市就是全部从本地批发店进货。那时经营“洋布”的除了地点和土布商店不在一处以外，门面装潢以及商品的陈列也完全不一样，均仿效上海等摩登布店。
    但好景不长，自1929年起，日本商人在我国开设工厂，合肥市场上的布价逐年下跌，破产者达一半之多。1938年5月，日本人占领合肥，布业经营就更不景气了。勉强支撑下来的布店，有的转而经营其他项目，大部分关门歇业。
    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那些已经沦为小摊贩的布业经营者又重新开了门面。不过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又给了那些布店当头一棒，不论是卖家还是买家，都体会到了物价飞涨带来的苦头。
    新中国成立以后，合肥布业商家也和其他行业一样，逐渐实行了公私合营。

手记

    以前，总感觉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关于贸易的法律，也没有像模像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在查找关于布业公会资料的时候，顺便翻阅了一些相关书籍，像《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太平广记》、《关市令》等，才感到自己有点孤陋寡闻了。
    唐朝颁布的《关市令》规定，量布用的木尺如不符合法定标准，其持有人要受到惩罚。据说那时严禁商贩缺斤短两，还以布匹为例，如果整绢长度不满40尺，或者宽度不满5尺，那么卖布商人就等着挨板子吧。到了北宋，棉布宽度达不到一尺八寸的，“杖六十”，并要求对购买者进行赔偿。其实民间对诚实买卖也早就定了道德标准，所谓“童叟无欺”等。而谈到布匹的买卖甚至还诞生了歇后语：卖布不带尺——存心不良（存心不量）
    老合肥刘先生听他的长辈说，清光绪年间，鼓楼就有了卖布的商店了，绸缎、布匹、毛皮、服装等商铺陆陆续续在那里安家落户，有的生意越做越大。当时收音机还很稀奇，大家把它叫做“话匣子”，那时，就有卖布的在里面做广告了：“各位先生，各位太太，您想穿上好的绸缎吗？请您到××布庄去买吧，××布庄现在是新张开幕，减价八扣。××布庄开设在鼓楼大街，欢迎诸君前来指导。”
    听着刘先生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仿佛真的来到了民国初年的合肥十字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