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报社和文体中心领导决定让我和郎西娜同志一起负责“晨报地理”的采编时，我的心里就在盘算了：一周五个整版，平均每个版三千字，一个月就是六万字，一年达到七十二万字，也就是说，我和郎西娜同志每人每年至少要采写三十六万字。这让我万分激动，憧憬一下都感到热血沸腾，三十六万字，再加上配图，应该是厚厚的一部“大部头”，假如真的可以结集出版，对于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成就感呢！
    从在《中华新闻报》安徽记者站算起，到合肥工作已经七个年头了，合肥的大街小巷也算基本遛遍了。但有心的观察和无心的漫游是有区别的，提起“操兵巷”、“飞骑桥”、“拱辰街”，全都似曾相识，但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还真不知道。不过，不要紧，既然叫“晨报地理”，那就一个个景点寻觅，一幢幢建筑查找，收集查阅了大量的史书典籍，如《嘉庆合肥县志》、《合肥市志》、《合肥市地名录》、《人文合肥》、《合肥民间故事集萃》、《安徽省电影志》、《香花墩志》等，去省民俗学会、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市地名委员会、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城建档案馆等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得到了他们热心、真诚的帮助，在这里，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戴健、牛耘、张昭、王贤友、王惠莹、陈频、何文玉、程仕中、李四顺、傅刘，同时要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向我提供线索的普通的合肥市民们。
    有几件小事可以说明“晨报地理”在读者中间产生的影响：
    1、2009年12月6日，我在省民俗学会办公室采访秘书长王贤友，恰逢包河区、庐阳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打打电话给王秘书长，要求省民俗学会注意收集整理“晨报地理”，声称“晨报地理”办的不错，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2、2009年12月22日，安徽省总工会一位88岁高龄的尹奶奶把电话打到了报社管理中心，要向作者讲述老合肥的故事。后来我和尹奶奶联系，那是一位在那个遥远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老人，虽然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但优美的表述、激情的语调却让我沉醉。
    3、2009年12月29日，合肥市向阳路第一小学为让蔡文毅公归位（向一小是原蔡公祠堂所在地），把校园文化融入到古老而厚重的庐州文化之中，经政府同意，特意将校名更改为合肥市逍遥津小学。我因采写了《一里三公说蔡公》，作为嘉宾被邀请出席更名仪式。
    4、2009年12月30日，安徽省民俗学会年会召开，我因采写“晨报地理”，为民俗事业的宣传、普及做了一点微薄的工作，被选为省民俗学会理事。
    有一位作家朋友形容我现在的工作是“用脚尖丈量合肥”，很形象，也很贴切。奔走在合肥的街头巷尾，我的视角已经由单纯的浏览变成了搜索，连日常的谈话聊天也有心起来，一些在合肥土生土长的朋友讲的过去的故事，往往成了我笔头下的文字，比如《千回百转廻龙桥》里面“大蔓儿”的故事，就是在饭桌上听合肥电视台吴旭东先生讲的，当时我就拿笔记了下来；还有一位画画的朋友讲他过去在街头画电影宣传画的事，我也将之写入了讲述“光明电影院”的故事里。朋友们说我已经走火入魔，我自己知道，只是热爱这份事业而已。我相信，用心采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容易和读者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