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他说了些什么。“美国枪击案频繁发生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枪支泛滥。美国近几十年来一直有人呼吁说要禁止枪支，加强枪支管理，但是一直在议会通不过。另一方面，美国青少年道德沦丧，经常三五句话之后，就拔枪相见。所以美国成为世界上发生校园枪击案次数最多，死伤最为惨重的一个国家。”

国内读者对此类人物往往有特别善意的期待，他们一般被视为美国问题专家，至少也算了解个一鳞半爪，但任记者显然极大地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关于第一个方面，读者看看人民网上的其他材料就够了，任记者也可以花点时间学习一下。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公民持枪的权利由宪法赋予，不可剥夺。虽然私人拥有枪支会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但这个国家有很多人认为，出于保卫自身和家庭成员安全的需要，他们必须拥有枪支。在这个格局下，国会通过立法改变现状当然极为困难。

至于说第二点，任记者真可谓信口雌黄。有“道德沦丧”的前提，就有“拔枪相见”的结果，他煞有介事地传递给公众的信息，只能算胡说八道，不值一驳。

其实，弗吉尼亚的惨案与中国的马加爵案比较相似：一个有严重精神障碍的人用暴力手段与社会作对。在愈合创伤的过程中，人们自然会设想，是否可以做些事情来预防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我问过一位退休的美国新闻教授，他回答说：

As to Virginia Tech, I can think of no way to protect society from  this sort of thing.  Any psychotic is capable of a similar act, and neither security protection, gun control laws or psychiatrist identification can prevent it.  Possibly a combination of all acting together might help, but the more a society goes in that direction, the more potential for political or personal threats to privacy.  The problem is a real dilemma.

他认为任何精神病患者都有可能采取类似的极端行动，加强安全防护、强化枪支管制或者心理健康甄别等手段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有办法综合起来或许会起一些作用，但这又会涉及到侵犯个人的隐私权。人们经常会遇到这种两难的困境。比如，有人会问，既然赵承熙此前已经显示出精神病症状，为什么还能买到枪？为什么学校不采取强制措施？症结在于，赵承熙的病情受法律保护，在造成任何实际危害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对他加以管制。等恶果酿成以后，一切都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