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绍兴市长的怨气代表了广泛的民意

继前两天因发表“敢到绍兴环城河游泳”的言论广受关注后，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长钱建民在9日的小组讨论中就毒胶囊事件老话重提再次火了一把。其发言大意是，自去年4月毒胶囊事件案发以来，已有多名责任人受到了处理，但在他看来，毒胶囊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归咎于中央有关部门，而在被问责的官员中，却没有一个中央相关部门人员，甚至连个出面道歉的也没有。对此，他深感委屈，认为不公。（3月10日浙江在线）

翻阅跟贴我发现，网友们均表达了对钱市长的支持，认为他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有的则担心他会因此影响仕途，或者猜测他大概就要卸任了，故才敢向中央相关部门叫板。告诉大家，浙江省委组织部3月2日刚发布任前公示：绍兴市长钱建民拟任绍兴市委书记。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钱市长在全国两会上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越加能说明他有很强的代表意识和履职热情，赞一个。

从钱市长的发言中可知，他的委屈和怨气其来有自。概括起来讲有四点：一是胶囊生产的标准迟至2010年10月才出台，此前一直是空白，而且标准不符合国情；二是标准出台后没及时通知各级政府，要求配合与支持；三是作为高度垂直的系统，所有的药品由国家药监局直批，在他们自己批准上市的药品胶囊中存在问题，难道他们没有责任？四是案发之前，有关部门并没制定一个针对药厂使用胶囊的规定。

直说了吧，钱市长所说的中央有关部门主要是指国家药监局和卫生部，作为职能部门，这两个部门在毒胶囊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最终处理结果只落实在几个基层官员身上，两大中央部门的领导则毫发无损，甚至连道歉都没有，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钱市长的委屈不仅来自他自己也差点受到处分，而是源于这样的考量：假如每次重特大事件发生后，只追究小官，放过大官，则断难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所以说，钱市长的委屈和怨气代表了广泛的民意。

这些年，民众要求问责渎职高官的呼吁非常强烈，但鲜见有部委以上的高官就某一重特大事故公开致歉和受到处分，更遑论引咎辞职了。即便受到了处分，也只是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从一个岗位调换到另一个岗位，待遇级别不变。严重一点的是就地免职，但过不多久又在某地复职了。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问责，名谓问责实则保护，掩人耳目而已。

之所以会出现此类中国式问责，原因之一钱市长已经说了，卫生部、国家药监局之所以能够逃脱问责，在于其参与并主导了问责处理方案的制定。也即是说，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并未得到切实执行。按规定，因工作失职，致本部门、本系统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此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显然，在毒胶囊一案上，国家药监局和卫生部负有管理不善、监管不力的责任，理应受到问责。但由于《规定》不是问责制的法律，仅以办公厅行文，而且还是暂行，缺乏权威性，形同摆设，两部门大可置之不理。

  发生了毒胶囊这样严重的事件，中央相关部门竟无一人受到问责，这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这些国家，不仅制定有完善的问责制，而且官员系由民选产生，具有强烈的廉耻感，一旦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生责任事故，就会主动请辞，如若不然，民众和媒体也会通过问责制迫使其辞职。如德国央行高官因种族不当言论而辞职；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因“女不如男”的失言而宣布辞职，就很能说明问题。问责不避高官，才能保证国家治理中的风清气正。当务之急是，我国应将问责制的暂行规定上升为问责法，然后再制定完善问责制度，赋予民众和媒体问责权，促使官员的问责制走向常态化和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