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特级教师怎么会因编写教材沦为阶下囚

   7月28日，浙江省特级教师、杭州市教育局教研员郑子罕被下城区法院判刑了，刑期为6年，罪名是挪用公款和贪污。郑不服判决，已向杭州市中院提出上诉。（9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堂堂特级教师怎么会沦为阶下囚呢？此事得从头说起。1996年，郑子罕联络召集了杭州多所中学的教学骨干，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中小学《信息学基础》教材，98年由浙大出版社出版，之后成为杭州市一些学校信息技术课程的试用教材。郑子罕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注明，“著作权人”郑子罕，作者姓名一栏包括郑子罕等15人。该合同明确：稿酬为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8%。出版社将版税打进其个人账户后，郑子罕再根据各位参与老师的工作量，将稿酬分发给其他作者。

   但事情到了2005年起了变化，刚上任的杭州市教育局普教室负责人，与出版社签订了另外的合同，著作权人“郑子罕”被更改成了“市普教室”。合同还约定：乙方以20%的版税率向甲方市普教室支付“报酬”，版税含甲方的编写稿酬和组织编写费。但出版社却并未按合同将全部稿酬给新的著作权人，而是仍按以往做法，将8%直接打入郑的个人银行卡账户。为此，教研室以挪用公款和贪污罪对郑提出起诉。

   明明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即稿酬，怎么就成了公款呢？这得先搞清一个事实，即郑子罕等人是不是著作权人。《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也就是说，即使当初教研室为郑他们提供了咨询意见、物质条件等，也不能说是该教材的著作权人，何况教研室根本就没为他们提供这些便利，可见郑等人的著作权人身份无可置疑。这样，郑子罕从出版社得到的稿酬就属于其私产，不属于公款。根据《刑法》第384条、第383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公款”，如果缺乏“公款”这个前提，怎能以“挪用公款”和“贪污”治他的罪。

   要我说，教研室05年时在没知会和征求郑子罕他们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将著作权人更名为“市普教室”，应被视为侵犯了郑他们的著作权。但检方认为《中、小学信息技术》系列教材是单位作品，或者是职务作品。法院判决也认为，郑子罕以杭州市普教室教研员身份，组织在校老师编写教材，应视为代表教研室主持编写，代表教研室的单位意志进行创作。按照《著作权法》第16条规定，所谓职务作品，是指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但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词看，郑主编《信息学基础》是业余时间的个人行为，教研室并没作为工作任务布置给他，也从未为此召开过会议，也没提供物质帮助。郑老师编书之初的时任教研室主任王效乾也说，“不属于教研室布置的任务。…教研室没有指令性任务，也没有物质支持，只是精神鼓励。”事实也是，教研员没有必须编写通用教材的职责。上述法院判决理由不能成立。

    围绕该案的判决还有很多争议的地方，不一一分辩。从我掌握的庭审情况、律师观点及旁听者的反映中，基本可认定一点：一审判决似乎有点草率，不但被告和其律师难以接受，外界反响也很强烈。暂不知中院会否改判，我只认准一点，假如中院认同一审判决，则将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在此著作权被大肆侵犯，著作人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当下，众多著作人纷纷将保护著作权的希望寄托在司法机关，希望法律为他们主持公道，但从郑子罕案的一审判决看，这种希望也未必靠得住，这样，不仅会挫伤著作人的创作积极性，也不利于建立著作人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但愿杭州中院能审慎地审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