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谁来破解日本援助者的疑问

    2006年春天，日方接到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要求国际援助的申请，于是派水谷准去实地调查，看是否对这个学校进行国际援助。调查结果和申请内容基本一致，当时的校舍被认定为危房。当年3月底，8万多美元的援助资金到位，5月10日，杨庄小学开始施工，12月10日竣工。当水谷准乘坐出租车路过十多公里外的颍泉区政府形似“白宫”的豪华办公大楼时，不禁疑窦丛生：为什么政府有钱建办公楼，却无力改善一所农村小学。（11月6日《南方都市报》）

    先来听当地官员的解释。颍泉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张西海称，新办公楼是通过置换的方式建成的，即由安徽省春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投资建设新的政府办公楼，而颍泉区委区政府将旧的政府办公楼和土地折合成资金，抵给开发商。据说，这还是学习大连、蚌埠等地经验，实现了土地价值最大化，又不增加财政负担。据一位老同志说，颍泉区政府的搬迁和兴建，还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配合了皖西北商贸城和生态园的开发。此举得到了阜阳市委的肯定。

   估计这个答案还不能令日本人满意。作为省级贫困县(区)，颍泉区财政一直入不敷出。比如在它开始修建办公楼的2001年，其财政收入是5700万元，当年全区的工资支出却是1亿多人民币。如说在得到那笔土地转让金之前，颍泉区很穷，无力改善一所农村小学，还说得过去，那在得到这笔转移资金后，就不能说穷得连一所小学的危房都解决不了。当然区政府不能在露天底下办公，办公大楼还是要建的。但怎么建，建到什么档次级别，却大有讲究。是否从实用出发，按发改委批准的标准825万建，还是追求欧式风格建成“白宫”模样，因而大大超资，就大不一样。

   假如该区领导真重视教育，不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挂在嘴上，就不可能出现以下细节：按照承建方——安徽省春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递交的办公楼的设计和预算，开发商在建好新办公楼后，还要支付给区委区政府100万元。可是这个方案被区委区政府否定了，而是给开发商提供了新的方案。按照新的方案，在新办公楼建成之后，区委区政府还要支付给开发商500万元。一来一去，相差600万元，就可以新建六七所杨庄小学。但他们宁愿孩子们在危房里上课，也要享受在“白宫”里上班的总统滋味。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是单为追求个人享受才这么做的，他们可以给出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区政府的搬迁和兴建是为了配合皖西北商贸城和生态园的开发，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只能说明迁建是必要的，但不表明大楼越豪华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实质是认识的错位。在官员头脑中，始终认为教育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投资教育见效太慢，远不如建商贸城和生态园收效快。那可是立竿见影的事，马上就能被上级领导看到，当官的也就有望凭此政绩往仕途上前进一步。

   日本人不明白，该区并不是无力办教育，而是把钱花在了政绩建设上。颍泉区虽然穷，但再穷也穷不过战后的日本。战后的日本，国家经济已经崩溃，经济十分萧条，然而为什么只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目标，答案是普及和发展教育。日本不是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再来发展教育，而是在经济比较困难和落后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教育与经济同步增长，以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中间，关键是教育不被看做是消费，而是投资的观念在起作用。但在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下，中国的官员没这么大耐心，他们等不起，故总舍不得进行教育投资，情愿把有限的财力放在看得见的政绩建设上。

    这就是我所能给出的答案。至于什么叫“带病上岗”的官员，为什么如张治安这样“带病上岗”的区委书记还能得到提升且能得到“有魄力”、“干实事的人”的评价，日本人更不明白了。此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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