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高考制度经得起“裸考”的挑战吗？

  像一枚钉子，我的眼睛被“裸考”这一新名词牢牢地吸引住了。发明这个新名词的专利归属于北京一所学校的高三学生。家住中关村的谢女士有位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5月末的一天，儿子回家对母亲说：“妈，今天我们班上宣布了能够得到加分的同学，一共有20多个呢，他们一次能加20分。”随后报出加分同学的类型： “有市三好学生干部、有二级运动员证书的、有获创造发明奖的，还有少数民族、华侨、牺牲警察的子女，爸爸妈妈是现役军人的，也能照顾提前录取，反正好多呢！”随后儿子嘴里又嘟囔了一句，“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说了，我们这些被剩下的，只有‘裸考’了！”（6月2日《中国青年报》）
   我要对这位学生说，“裸考”并不耻辱，倒是那些穿着衣服考试的学生未必个个都光彩。一个班有20多个加分考生，这太不可思议了。据教育部学生司介绍，按照国家规定，能够在高考成绩获得加分的学生，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自然属性的，如少数民族、归侨、革命烈士的子女，这一类学生大约占考生总数的7％；另一类则是后天表现特别优秀的，像三好学生、国家二级运动员、在各项“奥赛”、小发明等竞赛活动中获奖的学生。按班额50人计算，谢女士儿子所在班级符合第一类的约占3.5个（那还得条条符合，事实上不可能），那另外的16.5个全属于二类了。我无从获悉该班凭什么争取到这么多加分考生，只知道一个班级有如此之多的加分考生不正常。
   教育部之所以制定给“后天表现特别优秀的”考生加分的政策，目的是为改变“一榜定终身”的选拔机制，通过淡化“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改变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现状。初衷虽好，但各地在实施加分制度中花样百出，造假、走后门等各种舞弊手段层出不穷。就以三好学生评比为例，教育局每学年都会给各校下达评比指标，说是让学生评，其实遵循的是这样一条潜规则：先是照顾市县领导的子女，再是照顾局领导的子女，然后是校级领导的子女，再然后是教师子女。4月11日《大河报》不是报道了，南阳市卧龙区教体局向该市第十四小学下达了6个区级“三好学生”指标，该校却将其中的5个分配给了教师子女。在分配指标时，有的年级因教师子女多无法分配，竟然用抓阄的办法产生。三好学生评比的不公直接影响到了高考加分制度的不公。
   再说小发明竞赛获奖加分制。原来规定，只要获省级一等奖的可加20分，今年开始取消了这一规定，改为获全国一二等奖的才能加分。为什么？就因为在小发明创造中存在不少的造假现象，某发明作品说是某学生创造的，其实，谁不知道，在当今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哪有余力从事发明创造（即使有也是个别的，而且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很多的学生发明作品，无论是点子、设计思路还是产品制作，多是集中了教师、家长甚至外人的智慧心血，从头至尾都是学生独立设计制作发明的作品有，但多不到今天所宣传的程度。尤其是大量高精尖的学生发明作品的出现更令人生疑，如刚获得今年全国一等奖的作品“利用摇感植被指数对某一草原气候进行研究”（发明者系北京一学生），其选题之新，其科技含量之高，万难想象这是学生的发明作品。我的同事——一位曾获得全国中青年教师十杰的专职发明指导教师在电话中说，这样的作品连他都看不懂。他还报给我几个一等奖作品的名称，我记不下（那些符号对我太陌生了），再三称，不懂，不懂。获得这些奖的学生当然该加分了，只是这么一来，又将造成新的不公：取消了省一等奖的加分资格，改为全国一二等奖的加分，显然有利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考生，农村学生问鼎全国大奖又有多少可能呢？
  事实证明，三好学生的评比无助于素质教育，出台给小发明创造获奖学生加分的政策也难以助推素质教育，那么，给奥赛获胜者加分的政策又能为素质教育推多少波、助多大澜呢？答案就在一位物理教研员刚刚对我说的一席话里，他说，凡是参加奥赛的学生一般都不报参赛专业，因为多年的魔鬼训练已经使他们极度厌恶这门课，他们最没兴趣的就是参与奥赛的这门课。呵呵！事与愿违啊！请问，难道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素质教育吗？
   情形明摆着，高考加分制度的推行并不能从根本上触及现行的高考制度之弊，上述初衷只能是一厢情愿。这还不可怕，所可虑的是，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执行这项政策时，功利主义严重，一些掌权者将之作为以售其私的法宝，制造新一种社会不公，从而损害了高考制度赖以存在的根本特性——公正公平。“裸考”一词的出现传递出一个信号：高考制度的公正性正受到高考加分政策的挑战，恰如老顽童周伯通玩的绝技“双手互搏”——自己伤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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