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1、2、3、4、5”致人死命的悲剧解读
发生在去年平安夜的一幕父亲打死儿子的惨剧，如今已经结案。日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孩子的父亲——河南来杭打工人员郑海现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这位名叫郑博的孩子还只有3岁，2005年12月24日晚，因为不肯完成当晚的课程——用粉笔写在墙上的“1、2、3、4、5”，被亲生父亲活活打死了。在法庭上，其父郑海现痛悔不已地仰天长叹： “之所以下这样的狠心，为的是不想让孩子过和自己一样的苦日子！” （5月12日《中国青年报》）
把我们送入地狱的往往是想把我们带入天堂的，这种无比残酷的悖论在此再次得到了印证。此时此刻，我不忍心去谴责郑海现夫妇，他们身心遭受的深巨疮痛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我同情他们。此刻，我只把满腔的仇恨集中在那5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阿拉伯数字上，“1、2、3、4、5”，它们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按虚岁算，小郑博死时已4岁了，到了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了。如果是城里孩子，他应该在幼儿园接受“1、2、3、4、5”的童蒙教育，可因为他是民工子弟，只能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接受父母的学前教育。他面对的不是城里幼儿园漂亮的黑板，而是墙壁，他当然没有兴趣接受这样的启蒙教育。他反抗，结局是死亡。设想一下，如果他与城里孩子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1、2、3、4、5”，会反抗吗？说穿了，他的悲剧源于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流动人口的子女上不起幼儿园，享受不到正常的学前教育。
根据去年公布的《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发展与需求调查》报告显示，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在九城市中近20％的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学习。流动儿童的失学率较高，达到9.3％，不能适龄入学表现尤为突出，6周岁流动儿童未入学的比例高达46.9％。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韩嘉玲在“中国流动儿童工作经验交流暨研讨会”上发言时说：“目前流动儿童进入幼儿园的比例只有60％，远远低于城市儿童。”（2005年1月7日新华网）这种现状完整地复制了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损害了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平性、完整性的原则。
要问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浙江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说得明白，与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同，幼儿园是靠收费来维持自身运转，外来务工人员又多受经济条件限制，因此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学龄前大多数是靠父母自己教育。而民工家长又大多缺少文化（如郑海现只有初中文化，其妻小学毕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除了对子女实施“棍棒教育”，别无良策。小郑博的悲剧由此注定。
“1、2、3、4、5”，这几个阿拉伯数字的狰狞面目还显示在另一个事实上，即幼儿教育的成人化或者说应试化。像小郑博这样年龄的儿子应该享受的是快乐教育，可他们的父母太急于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了，就不能不以城里人教育孩子的手段和目标来要求自己的孩子，尽其所能，对孩子提前施行应试教育，以求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只要看看家住浙江金华的张鑫觉的早慧就可窥知当今城里孩子的学前教育一斑。1岁半的他，已经会背诵十几首古诗，会用英语从一数到十。其做医生的父母、退休的外公外婆，甚至还在读大学的阿姨，全家总动员，每人分着教孩子数数、背诗。每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是为了教他多认识一个字，多背一首诗。其母说：“这不算什么，我一些朋友怀孕的时候就听唐诗宋词，听肖邦，为了是让孩子从胎教时期就超前，以后竞争中才有优势。”民工家长没这么好的条件，就只能以墙壁当黑板教儿子认数字，或者像林西平夫妇那样， 在墙壁上挂着“最新拼音教学挂表”、“最新看图识动物”（从夜市上花4元钱买的），教6岁的儿子孙福星学拼音，认识阿狗阿猫。这都是被城里人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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