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15日《竞报》报道，住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几名韩国留学生有次偶然发现了乞讨者聚集在城铁五道口站的大桥下生活，于是自发组织起来，筹集钱款，每天早晨上课之前送一顿早餐，谁有时间谁就来。每天每名乞讨者可以从这些韩国留学生那里得到一杯豆浆和四个包子，共计2.5元，冬天人多的时候会有30多名乞讨者等着吃早餐。粗略计算，一年下来的花费要两三万。韩国留学生说：“大部分钱都是我们一起凑的。”
   当国人普遍对乞丐尤其是职业乞丐表示厌恶、拒斥的当下，几个不知名的韩国留学生为我们提供了对待乞丐的另类样本。他们的善举会让人感觉有点傻，但也正是这种看起来有点傻的善举让我体察到了他们身上最可宝贵的也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品质，他们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是他们以一年来从不间断的善举突破了施救乞讨者的传统模式。也不知是何时形成的规矩，人们施舍给乞讨者的行为从来就是一次性的，顺手给其一点钱或者一碗饭，只有一次，下不为例，哪有将乞讨者大爷一样供奉起来，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早晨给他们送吃的送喝的？这就见出了这群韩国留学生异于常人的地方，其可敬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们不以救助一次从而暂时满足于一己的道德感为目的，而是把不让他们挨饿作为长远目标来谋划打算，大有不达目的——解除乞讨者的困境，誓不罢休的韧劲。哪一种施救方式更直达慈善的本质，无须明说。
   其次是他们只认乞讨者的身份事实，不管他们是职业乞讨者还是真的乞丐，就认准一个死理：“乞讨者也是人，需要人帮助。”他们并不傻，当然知道在接受他们的施舍对象中肯定有职业乞讨者，但他们不在乎。所以我为有人提出如果这些乞讨者是“职业”乞讨者，他们是否会觉得上当受骗这类问题的人感到脸红，从他们摇摇头表示无所谓的态度中,我悟出了他们对待乞讨者所持的完全不同于国人的伦理准则。我们之所以先要关心乞讨者是不是职业乞讨，是基于一种功利盘算：钱是自己的，犯不着给那些职业乞讨者，否则会上当受骗。他们则对乞讨者表现出一种更宽容、更人道的悲悯情怀，就像雨果笔下的那位米里哀主教，冉·阿让在其家避难，却偷了主教的银器，主教竟为了救他哄过警察，并将两个珍贵的银烛台送给他。他们是一群像米里哀主教那样的大善人和大道德家。这种具有宗教情怀的慈善境界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再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一年里，他们从没向当地民政部门提出任何要求，独自承担起了救助乞讨者的责任。换得我们，早就不耐烦了，自己筹钱已够麻烦的了，每天一早轮流送早餐更麻烦，假如我们中有人想到向民政部门反映，请求政府帮助，那已经是非常负责了，可是他们没有把乞讨者推向政府部门，而是履行起一位公民所能够承担的那份义务和责任。这种舍我其谁的道义担当精神，也恰恰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在我国的慈善机构和救助机制尚不十分健全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学习弘扬他们的这种独立行善的精神。
   这群韩国留学生以其高尚的义举给我们重新界定了慈善的定义，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