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个人的根本利益所在。但是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地实施某个行动的权利，但是，却没有从相应的后果中脱身的自由。这就是哲学家说的那种“自由的不自由”。

其实，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自由：我们必须相信每一个人都拥有自由的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每一个由人类主导的事件分摊到一个可以为其负责任的主体身上，才能使得有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称赞或谴责，甚至惩罚。自由对于规定责任是必不可少的。”（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哲学的邀请》p111）

我们必须面对和承担我们的行为带来的后果，自由与责任是相伴而来的，只有担当得起责任，才能享受得了自由。

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另一种情况：不是自觉主动地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而是寻找种种借口，把该负的责任推脱掉。当下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了企图从责任的重压下逃脱出去的想法和行为：学生考试没过关，是老师教的不好，学校环境不好；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又不是我一个人；药家鑫开车撞了人，不仅不施救反而把人杀死，是因为“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

所有希望逃避责任的人，都迷信“不可抗拒”，都借口“实在是没有办法”，或者是“压力太大”，等等，那些他不得不屈从的条件。不错，当一件错事或事故发生，其责任都会涉及众多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可以弱化或者淡化该行为本身的责任，或因此也许我们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谅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些外部因素永远不足以完全免去故意实施这个行为的主体的相关责任。

这次中国羽毛球选手在伦敦奥运会上消极比赛被取消参赛资格，当事运动员把责任推给不完善的赛制，其教练给出的理由则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有人针对这次国羽消极比赛事件评论道，教练固然难逃其责，但运动员才是场上的主角，虽然是听令而行，他们应该明白，自己是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是剧院里的木偶。

费尔南多说：“当自由令我们向往，而责任让我们害怕时，又或者当我们面临一种诱惑时，自由和责任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更加明显。”“自由，意味着不只是在分配奖励时以胜利者的姿态回答‘是我’，还意味着在追究一件错事的责任人时也要敢于承认‘是我’。”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有能力不干什么！”这句话内涵丰富，说得太到位了。康德首先否定：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人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谁也做不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有人非要这样说，而且还能证明给你看，那么他一定是个强权者；接着康德又从正面告诉我们：自由是——想不干什么就有能力不干什么。

我特别欣赏康德使用“能力”这两个字。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想不干什么就能不干什么”。有没有自由是一回事，有没有能力去争取或享受自由是另一回事。当你身边吸大麻的人比不吸的人还要多的时候，你选择不吸，很可能会被你身边这个圈子所拒绝接纳。特别是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当你周围的人都选择顺从的时候，这时你能选择不顺从，这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更需要一种理性、勇气和信念。在现实生活中，拒绝和说不，有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黄万里拒绝三门峡工程欢呼鼓掌，为此他被剥夺了20年站在讲台上的权利。因此，在做这样的选择前，必须想想清楚，你是否为你的选择，以及承受这种选择的后果，做好了准备。

赫克托尔在选择去战场上面对阿喀琉斯前曾犹豫过：“当然，我也可以放下我这凸肚的盾牌和沉重的头盔，把我的枪依在城头上，由我自作主张地向阿喀琉斯王子提出讲和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他，把海伦和她的所有财产，乃至当初帕里斯种下这次战争祸根时，在他那些楼船里载回特洛伊来的一切东西，悉数都交还那两位阿特柔斯之子。此外，我还可以承诺把我们所有财物都和敌人均分，然后再去劝告我的国人，要他们都到大会上来宣誓，什么东西都不能隐匿，情愿把我们这个可爱城市的一切动产拿出来各半均分。可是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条路上去呢？”

自由令人向往，然而随之而来必须面对的责任却让人焦虑。

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让我们犹豫不决的，往往不是做事的方法，不是做或者不做，而是即将面对的后果，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也是那些贪官在平生第一次接受贿款时都会有的心态。

大部分情况下，人都有选择自己行动的自由，但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行动导致的后果中脱身。自由的严肃性正在这里，这一步迈出去，就不能再收回来。就像象棋中的卒子，一旦往前拱进一步，就不能退回原地。你选择了这条路，意味着失去很多路。

所谓后悔，是一个人行使了自由权利之后，发现事与愿违，或是带来了更大的麻烦，离预想中的目标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从而对自己产生的不满和追责。

    因此，自由不仅是我们骄傲的理由，也是我们不安甚至焦虑的原因。

    自由不是一种类似奖赏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负担。于是才会有一些人宁愿放弃自由，而把它移交给一位社会领袖手中，让他代替自己做决定。（刘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