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发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

    我曾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干我们这行，早上一睁眼，就先欠了别人几百块钱。心累啊！

    中国人快乐不起来，是因为人们心中的道德负疚感。

    《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的观点。

    孟子主张性善论，他认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善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既然性本善了，又何必要强调后天的道德修养呢？这是因为“性相近，习相远。”

    孔子将先天的“性”与后天的“习”相联系，认为人虽然天性相近，但是由于后天“习”的缘故而有了“上智”与“下愚”之分。并由此推出了教育的重要性，“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三字经》接下来的四句极为重要：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表面看来，似乎是责备君父和老师，实质是授权，把教育、惩戒子民、学生的权力授给了君父和老师。不仅如此，还使君父和老师成为道德至善的化身，从而占据了居高临下教化孩子、学生、子民的道德上的优越地位。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性善论”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泛道德的“德育教化”就成了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和人治的模式的逻辑起点和法理基础。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要平治天下，一是个人须加强道德修养，二是统治者要通过道德教化手段，以弘扬人的善端，使民众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 

    孟子天真地认为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达成一个理想和谐的社会。

    在这种道德泛化的社会秩序中，一旦出现社会矛盾，人们就顺理成章地从道德上寻找原因，并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这就使得德育凌驾于其他教育之上，也使得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性为单纯的德性所取代。

    中国儒家文化对人性的道德评价，给中国人造成了心理负疚感和精神重压。

    曾有人发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根子就在这里。

    我曾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干我们这行，早上一睁眼，就先欠了别人几百块钱。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以及对人性的道德评价，使每个中国人早上一睁眼，甚至在睡梦中，在下意识里，都背负着道德的重负，你让他怎么能快乐得起来？

    为什么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活在别人眼里，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自私、冷漠、伪善、虚伪，其根源都在这里。

    更重要的，是这种泛道德的价值取向阻碍了现代法治模式在中国产生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