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必强，1965年生，四川酆都人，1989年西安理工大学毕业。现任西藏樟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他戴一副眼镜，个头儿不高，眼睛很有神，谈话很有激情，他告诉我，“我是农家子弟，自己贷款上的大学。”虽然进藏已有8年，他至今还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

    到樟木的第二天，他开车陪我在樟木镇和樟木口岸游览，路上，我们边走边谈。   

    我是农家子弟，在家是独子。父亲在我12岁时就去世了，母亲患肺气肿，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我是自己贷款上的大学，学的是精细测试专业。出于锻炼自己的目的，毕业前我曾自费来西藏考察过，当时找到了自治区团委，他们把我推荐到了区政府工业电力厅，工业电力厅同意接受。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被分到重庆嘉陵摩托车厂质检部。那时自己年轻气盛，想改变一下这种被动状况，就一个人跑到西藏来。先到工业电力厅下属的一个企业搞工业设计，画图纸，后又调到区技术监督局。其间，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接触到出入境检验检疫，就又到出入境检验检疫当秘书，试用了一个月，出入境检验检疫同意接受，1990年12月办了正式调动手续。

    1992年西藏局搞改革承包，当时我正在四川休婚假。知道后，我写信回来，想搞业务，或者搞秘书科。我休假回来，派我去西藏局驻格尔木办事处，当副主任。那年我27岁。

    格尔木在蒙语中的意思是河流汇集的地方，位于柴达木盆地的南沿，冬天特别冷，最冷可达到零下30多度，风沙又大。当时格尔木办事处7个人，没有房子，长期租人家的房子用。是那种很老的干打垒的房子，戈壁滩上没有暖气，风一刮四处都透风。我们找到一个藏族炊事员，饭做得也不好吃。我除了管业务，还负责打字。当时与当地外贸部门关系不太融洽，我去了后慢慢理顺关系，实行24小时值班，一来电话，我马上就去。围着毛巾，穿着大衣，走在路上冻得手都伸不开。同时，我们着手筹建自己的基地。国家局拨了40万元专款，买了5亩地，盖了一幢4层楼，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我负责基建。记得动工的时候都是1993年的4月了，我脸上还皴得一道一道的。我去格尔木时带了一双好皮鞋，没多长时间就穿烂了。

    那年我被评了先进。

    那是很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

    再谈谈我个人的事。我是 1992年3月8日结婚，当年10月1日就去了格尔木。爱人两次怀孕都做了人工流产。后来我爱人又怀孕了，我快30岁了，我们决心把孩子生下来。1994年，我爱人挺着大肚子坐车穿越青藏线到格尔木生小孩。我不能回去，只好她来，格尔木条件虽差，毕竟还有我在这儿。生孩子的时候是冬天，屋里没暖气，就生了个炭炉子，床上铺了六七层棉絮，还把我爱人冻得直哭。我爱人在格尔木住了半年，生下一个女孩，我们给她取名叫“青青”——她是青海高原的孩子。

    对这事，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觉得对不起孩子，对不起爱人。直到现在，我们两口子吵架，还提到这事。这成了我一辈子也还不完的感情债。

    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到春节了，大家都回拉萨去过春节，就我们一家在那里看家。我们一家人的第一个团圆年就是在格尔木过的。

    我爱人有一年产假，直到我1995年9月调回拉萨，我们一家才一起回去。

    我们坐的是一辆卧铺客车。过唐古拉山口的时候，就在沱沱河边上，车坏了。那儿海拔4800多米，离兵站还有20多公里，驾驶员都把这地方叫作“鬼门关”。是油泵坏了，两个驾驶员从当天晚上10点一直修到第二天下午2点，还是修不好。

    青青当时还不到1岁，随身带的氧气也用完了，孩子开始还笑，后来满脸发红，不动了。我两口子吓坏了，手足无措。当时同行的好多旅客帮我们拦车，后来终于拦住了一辆回民的东风卡车，我爱人就带上孩子先走了，我看着行李在后面等。等到第二天的客车到了，人全部挤了上去。

    我在路上走了三天，我爱人却走了四天。原来那个车只有一个驾驶员，过了山，他就在安多县住了店。

    我回到拉萨没见到人，慌了，加上在路上熬了几天，又急又累，一下就病倒了。局里要派车沿路去找，武警也打电话到那曲医院找，那一天多，真像在油锅里过的。好在孩子到拉萨时烧也退了，大家都说这孩子是“大难不死”。

    唉，这事现在想起来还是心酸，大人在西藏，丰富自己，还是值得的，我到现在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只是对不起孩子。

    我爱人在西藏大学工作，是系里的团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她事业心很强，心地善良，组织班上的学生包了一个街道居委会孤寡老人的生活起居，还义务帮助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辅导学习，一星期三次。不管去那儿她都用自行车带着青青。有一次，孩子的脚伸进车轮里，别伤了，我赶回去看，伤得很重，孩子小脚上的骨头和筋都可以看得到。

    在西藏工作，不光亏了孩子，尽不了责；还亏了父母，尽不了孝。我母亲去世时，我正在格尔木。我回去奔丧，从格尔木坐车到西宁，从西宁转车到兰州，再从兰州到成都，然后转车到重庆，再从重庆坐船到酆都。等我赶到家的时候，姐姐已经等了我四天了。7月份的天气，虽然用了冰冻棺材，还是没有等到我回来就安葬了。那天，表弟喝醉了，把我大骂了一顿，“每月寄几个臭钱回来，有什么用。”是啊，从我12岁父亲去世，母亲拖着个病身子把我拉扯大，供我上学，不知吃了多少苦，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而我长大以后又有几天时间陪在她身边？

    可是这些事在西藏，太平常了。我岳父岳母1960年进藏，现在他们的父母都还在，90 多岁了，在四川绵阳，他们也是无法尽孝。

    我现在患高原性心动过速。这次下来之前，岳母对我说，不要当什么局长处长了，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比什么都强，你们总不能一辈子分居吧。

    可我还是得下来，我的工作岗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