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0多年没动笔写小说了，也基本没发表小说，除了2001年在《中国作家》发的五十年谋杀》，那是10多年前写了半截撂下的一个中篇。这10多年我干什么去了？很简单，两个字：生存。想着先把生存的问题搞好，回过头来再写小说。结果10多年过去了，生存的问题还是没搞好，小说也给耽误了。

    回头反思自己，生存问题没搞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大概是老忘不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老是有另一双眼睛盯着在现实生活中扑腾挣扎的自己，这使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一直不能全身投入，观察思考者的我不停地干扰现实中的我，使现实中的我在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而我恰恰又不是一个苦行僧，总是渴望得到和享受到现实生活中的那份温情、亲情和爱情，这又使得自己无法从现实中脱身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观察思考者。

    观察的结果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两类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光有良好的愿望是无法使丑陋的现实有任何改变的。面对这样的无奈，一种人选择了撤退，从精神的防线上后撤，认可和遵循现实的运行规则，一举由被动变为主动，成为在现实中游刃有余的人，成为强者和成功者；一种人不肯放弃，不肯承认现实的运行规则，坚持认为人类应该有一种理想的生活，有光明的存在。

    在这部小说中我就写了这样的两个人，方正则和袁润生，他们是性格、学识、教养都比较相近的两个人，仅仅是由于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结局却截然相反。

    生活往往就是这么荒谬，我们从小所接受的一切教育，父母、老师、组织都想尽办法使我们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可是这种人到了现实生活中却总是处处碰壁，于是我们看到，面对残酷的现实，这种好人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做好人，任凭被社会边缘化被抛弃，或孤独寂寞，或穷困潦倒；一是改变自己，使自己变坏，你变得坏一点也许就有房子住了，就升职了，就富贵了。

    在这部小说写作之初，方正则和袁润生这两个人物我是平均用力的，可是写着写着，我意外地发现，方正则在小说中的分量逐渐减轻了，涉及到他的事情越来越少，逐渐被边缘化了，最终袁润生成了这个故事的主角。这大概就是生活的逻辑在起作用了。

    每次抬头看到头顶浩渺的星空，就想到在以光年为基本计算单位的宇宙中，我们每个人100多厘米的身躯是多么微若浮尘，人类赖以存身的这个地球在宇宙中也只不过像是一个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细胞，人类身前身后是无边的黑暗，即便穷尽人类的整个生命过程，也未必能走出这黑暗的笼罩。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无意义的，是虚无的。为了摆脱这种恐慌，人类创造出了许多学说、各种宗教，把它们竖立在现实世界和黑暗世界之间，就像一道影壁，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把自的理想、寄托投射在上面，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使人们在那里看到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每当面临时代交替，旧的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的时刻，人们总是要不懈地找寻和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人类的文明史正是在这样的找寻和建立中得以形

成，人类社会也正是这样得以延续。

    小说的写作也许就是找寻和建立方式之一。

                              2004年10月24日星期日

（此文是作者长篇小说《报社》的后记，曾连同小说的缩写稿一起在2004年第6期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