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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漫谈之三:隐逸文化与古典园林

(2006-05-09 18:43:47)
分类: 散文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领域里的结晶。它不仅留下了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古代园林遗迹,供后来人欣赏凭吊,还给我们留下了“中和”的美学原则以及丰富的园林构景艺术。     
中国古典园林除了皇家园林之外,在实际意义上是文人园林,是与山水诗画相生相长、相辅相成的一种文化。它和中国古代的山水诗画互相辉映,形成了中国古典艺术中一实一虚、形影相随的双璧。它们之间不仅有现象上的关联,气韵上的沟通,而且它们在意境上的每一次演变几乎都是同步的,都能够在社会政治、哲学、思潮等诸多领域,看到其共同的原因——都出于同一群人之手,这群人就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是同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物,这就是隐逸文化。
      因此,要真正读懂中国古典园林,就应该了解这些士大夫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如何,命运遭际如何,他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等方面有什么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中间出现了隐逸文化这一现象。
      谢灵运是公认的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治园名家,我们不妨从他说起。
      公元423年一个凉风初肃的秋日,谢灵运告别永嘉向会稽进发。眼见家族凋零,仕途无望,谢灵运决计把永嘉太守这顶乌纱帽也扔掉,托病辞职,回到祖父谢玄经营的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别业,彻底隐居。
      谢灵运所属的谢氏家族是两晋南朝著名的世家大族,他的从曾祖是名垂千古的风流宰相谢安,他的祖父是在淝水之战中充当前敌总指挥的谢玄,以8万晋军打败了87万前秦军队。淝水之役是谢氏子弟永恒的骄傲,不仅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而且使得谢家一门四公,当世莫比。然而风云歇,繁华尽,到了谢灵运父兄这一代,谢氏子弟在内乱中接连被杀,他自己也连续被贬。
      心灰意冷的谢灵运回到会稽,就等于回到了生活和精神的家园:他在这里出生,他光荣的先祖也曾在这里游息,并埋骨在此。东山与从曾祖谢安的名字连在一起,始宁的别业是祖父谢玄建造的。谢灵运“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与几个著名隐士谈玄论佛,怡山悦水。后来他曾一度被朝廷召回,不久又辞职归隐,继续开山浚湖,兴建园林。壮志不成纵游山水,把谢灵运造就成了一位伟大的山水诗人和园林名家。
      在现实政治与士大夫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的矛盾面前,选择退隐的,谢灵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就有山居不出的巢父,箕山隐居的许由。自从士人阶层从血缘宗法制度中脱离出来,成为集权国家的附属,出仕抑或退隐就成为士大夫们在人生道路上首当其冲也无法回避的选择。对这个矛盾的思考,以及处理方式,成就了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的主要内容。
      主张积极入世的孔子,一方面表示“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另一方面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先秦的时候,士人们出仕或退隐似乎比较自由,士人对君王的服从也不像后来那么绝对。孟子甚至提出了君子出仕或者退隐的三个标准,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据说有一回孟子打算去见齐王,正巧齐王也想请孟子去见他,派了一位使者去请孟子,托词齐王之所以不能前来,是得了不可受风的寒疾。孟子见齐王没有诚意,也如法炮制,称自己有病不能成行。然而第二天,孟子却去凭吊东郭氏。齐王派人来问疾、送医,孟子又故意躲到景丑氏家里不见。孟子和景丑氏围绕这件事争论了一番,大意是孟子说,将有大作为的君王,必定有不能招之即来的臣子。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不召之臣”的典故。
      然而,随着秦汉大一统集权国家的建立,孟子的这种说法就没人敢提了。汉宣帝时有个平通侯,叫杨恽,是前宰相之子,因与太仆戴长乐有过节,戴以“诽谤不道”弹劾杨恽,结果杨恽被宣帝废为庶人。按照常人的想法,这时的杨恽应该有所收敛,闭门思过。谁知这个杨恽却和妻子、奴婢一起喝酒唱歌,“纵情玩乐而不加节制”。朋友劝他:大臣退废后,应全家惶惧,做出一副让人可怜的样子来。杨恽不以为然道: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怎么还能用卿大夫的规矩要求我?我和家人享乐,就是圣人也管不了我!结果这句话又被传到汉宣帝耳朵里,宣帝大怒,杨恽被腰斩,罪名是“大逆无道”。他全家眷属也未能幸免,被发往酒泉充军。杨恽在朝亲友,也全都被免除官职。汉代大儒董仲舒曾在《士不遇赋》中哀叹道:前人遁迹山林远游他乡之路,现在已经是“荒途而难践”了。
      大一统的集权帝国,是建立在对一切离心力量实行强烈扼制的专制统治基础上的,从西汉的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刘向、杨雄,到东汉的冯衍、崔骃、班固……众多精英人物无一例外地写下过自己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屈抑困顿又别无出路的苦闷悲郁。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有自己的思想,其身份有点像现代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但又有不同。更准确地说,在官本位的古代社会,“士”代表着一种资格,包括了已经做了官和正准备做官文化人。那时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做官的资格。“学而优则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些满腹经纶,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理想进入官僚队伍里的士人,很快就陷入了种种痛苦的挣扎中。这种痛苦虽然往往是以个人的荣辱升贬为契机,但对于大部分士人来说,最深切的痛苦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命运遭际,而是来自他们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切弊端都无不预示着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深刻危机。他们以更主动地参与企图挽救这种危机,结果却是进一步加剧了士大夫阶层与集权制度的矛盾,从而促使社会机制进一步强化专制制度,以有效地制约士大夫阶层的离心倾向。这种恶性循环表现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如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不断地进行政治改革,又不断地无一例外地遭遇到悲剧命运。这又验证了白居易的感慨:“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竹林七贤”遁迹丘壑,把专制制度与士人相对独立之间的矛盾以空前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迫使朝廷和士人都需要尽快找到一种以更加适应对方为目的的调节机制。“和而不同”的“朝隐”因时而出,成为隐逸文化的主流。这种解决方案之所以为双方所接受,在朝廷方面,大概是害怕这些士人脱离控制,隐居山林,一旦被流寇流民所利用,将会对朝廷形成威胁。即便不被流寇流民所利用,在社会上老是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也是隐患。在士大夫方面,他们本来就是附属于统治阶层的,隐居山野谁给他们饭吃?他们也需要过一种有吃有穿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双方达成一种妥协,朝廷给他们一定的自由空间(园林),以换取他们留在朝廷可以控制的领域里。于是,士人们一方面志在轩冕,一方面栖心丘园,到郊外建“别业”,中国古典私人园林由此出现了第一次建筑高潮。
      唐朝的白居易把隐逸文化糅合发展为一种出儒入道,并行不悖的人生哲理: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事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上面所引的白居易这首诗名叫《中隐》。白居易把王维那样身居庙堂之上而心怀隐逸之志的士人称为“大隐”,把那些避身深山的隐士称为“小隐”,把自己这样担任点儿清闲官职的人呼作“中隐”。他在洛阳城中为自己建起了“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池桥道间之”的住宅园林,在闹市中开辟出一个充满山林气息的生活空间,过起了优哉悠哉的“中隐”生活。
      由于白居易诗名隆盛,他的“中隐”理论和他建在都市中的住宅园林,对后世影响极大。中唐之后,住宅园林在洛阳等大城市蓬勃涌现,北宋时洛阳一城的名园就有19座,南宋时吴兴城内外的园林有32处。明、清时,苏州的园林建筑居全国之首。
      隐于山林的,肉体和精神都在一起,还是完整的人。朝、市之隐,隐去的只是精神,是个性,是思想,上朝办公还得另一副嘴脸去应对皇帝和上司。这种分裂的人格在古典园林的建筑特点和风格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比如:
      高低错落、蜿蜒曲折的规划设计,其中蕴含了“委曲求全”的心态;
      弯弯曲曲的小径、回廊,是为了曲径通幽——通向园林主人深刻的思想和卓而不群的品格;
      打破对称的建筑格局,隐晦地反映了他们对现有秩序的反叛意识;
      园林的高墙隔绝了俗世的喧哗,墙外是车水马龙,而一墙之隔的内部却是另外的一片世界,这种静与闹的强烈反差,强调的是主人对精神自由和独立的渴望;
      太湖石的大量使用,孔的通透、貌的萎缩、石的坚硬,象征着主人对世事的洞明、折腰屈膝的不甘以及内在品格的坚强;
      “壶中山水”的建筑思想,利用各种手段拓展视觉空间,反映了在既定的狭小空间中的生存智慧……
      从园林的题名也可以看到士大夫们的精神寄托所在,比如苏州的几大名园:拙政园,园主王献臣乃明弘治进士受东厂诬陷罢官失意回乡,请文征明设计建造此园,借《闲居赋》句意:“‘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网师园,清乾隆光禄寺少卿宋宗元从官场“倦游归来”修建而成,借故址万卷堂“渔隐”之名,自比渔人,以“网师”命之,表示自己只适合做江河渔翁;退思园,“退思”语出《左传"鲁宣公十二年》:“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
      如果你有机会在江南古典园林里徜徉,触目皆是“求真”“印心”“邃谷”“卧云”“洗耳”“遂初”这类标举人格完善的题额。这些官场的失败者们,在城市中购建园林,自比上古隐逸圣贤。一方面借园林题名寓意超凡出世,另一方面又寄托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情感。
      然而,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境界并不在此,而在于表现与体味永恒而和谐的宇宙韵律。这种和谐而永恒的宇宙韵律,不仅建立在景物与审美感受的契合上,更深深地植根于士大夫们心性之中。他们对园林的赏悦,是与对自己人格的完善融为一体的。请听他们的心声:
      世事徒乱纷,我心方浩荡。惟将山与水,处处谐真赏。——皇甫冉
      远公爱康乐,为我开禅关。萧然松石下,何异清凉山。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李白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
      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高轩面曲水,修竹慰愁颜。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吾甘老此境,无暇事机关。——苏舜钦
      ……
      没人能数得清古诗文中这类句子究竟有多少。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园林只不过是士人隐逸文化留下来的遗产,是士大夫阶层精神生活的一个外壳。它的清幽,它的深邃,它的柔美,它的雅致……都是士人精神品格的象征和符号。现存的古典园林用自己的存在,无言地向我们这些后来者诉说着那个远去的历史时代,诉说着在那个历史时代中曾有那么一群特殊的人们,有过那么一种精神追求,经历过那样一种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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