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往事不堪回首 (B)

 

收穫後的喜悅

 

農村在秋收後，就是農閒季節了，再到陰曆年底，就要準備過年了。生產隊也開始分配結算了，那稱之為“分紅”，就是按各家庭的人口、出工人數和天數、勞動強度把勞動成果分配下去。

 

我們上海知青也分到了應得的份額，包括一年的口糧、錢和其他實物。我分到了人民幣六十七元多，儘管微不足道，卻是辛勤勞動後的第一次收入，意義非凡。我們還分到了花生、食油等農產品，那都是極其珍貴的。當時城市的消費品極其匱乏，在上海幾乎所有生活用品都是計劃供應，每個家庭都會按期領取到糧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蛋票、糖票、醬油票、鹽票、油票……

 

我分到了十五斤花生油，二十三斤花生——要知道，上海每人每月才配給五兩食油，而花生則是很少有的。我準備了一副擔子，兩個大紙箱，裝上了食油、花生，還有自製的蕃薯片、麥芽糖、油炸豆腐、乳豆腐、豆豉等農副產品，喜氣洋洋地準備回家把年過。

 

原本我是與小謝同行，可那三個女知青又來央求，要和我們一起走。那天，天空才濛濛亮，我們五人就出發了。我們步行，行李則由三個鄉下老表用獨輪小板車裝著，吱呀吱呀地推著，一直把我們送到臨江車站。從廣州到上海的慢車停靠臨江站，我們就是搭這班車。可快到年底，鐵路交通運輸正處於高峰期。火車雖然停下了，可車門口堵得滿滿的，不可能再上人了，況且我們還有這麼多行李。

 

這倒難不住我，農村生活已使我變得粗野了。我領著頭，我們一行人順著列車一路走過去，看到一個車窗口是半開著的，這就是機會。我縱身一跳，雙手抓住窗沿，再翻個身，一骨碌就鑽進了窗口——我的脊背肌肉非常發達，在單槓上引體向上的動作，一下就可以做五十多下。

 

我進去後就強力打開了窗子，一邊嘴裡在說：“叔叔，阿姨，我們是上海知青，要在這裡上車，請借貴方一塊寶地……對不起，請挪一下小桌上的茶杯。”

 

因為既成事實，多數乘客只好默認了。只有一個小伙子生氣了：“你看看，把我的茶杯都打翻了。”

 

我眼睛一瞪，吼道：“已經道歉了，你到底還想怎麼樣？”

 

他看我氣勢洶洶的樣子，就不出聲了。

 

才眨眼之間，下面的行李就都傳了上來。其他幾個上海知青也被隨來的鄉下老表連推帶頂，從下面塞進了窗口。

 

安頓好後，我才鬆了口氣，發現上衣已全被汗水濕透了，因為用力，也是因為過度緊張。到此時，我才陪起笑臉，向座位上那些乘客表示歉意，說也是不得已呀！我們人都已在車上，他們也就只能體諒了。

 

 

終於到上海了！走出了火車站，我看著走在路上的行人，先大吃一驚：“上海女孩子的膚色怎麼這麼白啊？”蒼白得就像在農村殺雞時，放了血、拔了毛後的雞那個顏色——請原諒我的不敬，但那確是首次回上海時的第一個視覺印象，因為在農村已見慣了曬得黝黑的膚色。

 

走進家門後，第一感覺是房間裡太明亮、太乾淨了。在看到家裡的鍋碗後，又是一驚，怎麼這麼小啊！鍋也就鄉下人的碗那麼大。我問：“我們家的鍋碗都換過了？”

 

“沒有啊！”

 

我明白了，我已習慣了農戶人家的大碗、大鍋、大灶，就會產生這種視覺上的誤差。一會兒，我媽下班回來了，她看著我就抹眼淚，可我卻充滿著幸福感。

 

在吃飯時，我妹大叫起來：“哥，你怎麼把吃剩的骨頭都往地板上吐啊？”

 

我一下醒悟過來：“對不起，這是在鄉下的習慣。”我告訴她，鄉下屋內也是泥土地，吃剩的骨頭扔到地上後，狗會吃個乾淨。

 

大病一場

 

第二年開春時，上海知青們又先後回到了農村。稍事休息後，我就投入了勞動。我已很有經驗了。去年我初次下水田插秧時，那秧苗插得東倒西歪，不成行也不成線。小謝就強多了。他是高中生，在農忙時曾去上海郊區參加勞動，有過插秧的經歷。

 

但到這時，我就是插秧的一把好手了，甚至超過當地的農民。只見我下到水田後，左手操起一把秧苗，右手從左手里分出一株秧苗，三個手指捏著敏捷地插進了水田，然後又是第二株、第三株……一排六行，插一排退一步，一排又一排……那插秧的速度，真是比雞啄米還快，即使在前面的人已先插秧很久了，只要我動起手來，那就是稀里嘩啦地，一下子就趕上去了，最後還把他遠遠拋在後面。而且，我插的秧，窩距行距整整齊齊，秧行排列筆直。我在村里還是“起率”（即插第一排的秧，他人則跟著我的秧排插）的。鄉下人誇我聰明，學習很快，才插了一年秧，就超過了他們很多人。

 

其實，我只是善於總結經驗罷了。插秧的動作，左手握著一把秧苗，右手的中指、食指和拇指從秧把里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再插到水田中。但我已悟出了竅門：提高速度的關鍵不在右手插得快，而是能用左手的大拇指，迅速均勻地從秧苗把中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多數人不習慣使用左手，所以要提高插秧的速度，就要人為地訓練左手動作。在插秧季節前，我就先訓練自己了，有空就左手握一把短稻草桿，練習以大拇指分秧苗的動作。這非常有效，所以到插秧時，也就看到我那種令人驚嘆的速度了。

 

 

一天上午，我與會計葉錢兒爭執起來，我說我一天可插一畝田的秧，他卻表示不相信，他是故意激我。我們打起賭來：我單獨在一塊九分多的水田插秧，只要完成了就可以收工——要知道，集體出工平均每人每天才插三分多田的秧。

 

我埋頭乾了起來，彎著腰不停地插著秧，插了一排又一排，中間也不休息。到了下午一點多，本是午飯時間，我也不回去，讓小謝替我把飯帶到了田頭。到了下午，水田中的空白面積已越來越小，勝利在望了，但我的速度也慢了下來。我極度疲乏，真渴望能放平身體，給酸痛的腰背一個休息的機會。但我還是強迫自己，因為我知道，如果躺下後那就再也不願起來了。

 

到了下午五點多，終於插完最後一株秧。我一下子就坐在濕漉漉的田埂上，仰天躺下了，就那麼面朝青天背朝地躺著。我陶醉在那種放鬆後的舒服感，還有目標實現後的成就感。好幾分鐘後，我才又站了起來。

 

收工時間尚未到，老鄉們還都在田裡忙著。儘管先已打了賭，但我也不好意思真的就提早收工。但在不停插秧十多個小時後，我已疲憊不堪，再也不願彎腰了，就去幹挑秧的活。

 

晚上收工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身體的感覺不對了。我暗中希望那隻是因為太累了，只要休息一下就會恢復。回到家後，先躺下睡了，可到第二天早上，高燒已發到了39.5℃，全身無力。我還想堅持出工，可掙扎著下到田裡，實在無法支撐，又提早回家休息了。

 

當時，春插最忙階段已過去了，我就在家裡整整躺了兩天，燒退下了，但仍然體乏無力，沒有一點食慾，知道要去看病了。由於鄉下的房子室內極暗，我走到了室外，在“光天化日”之下，才發現自己全身泛黃，是那種令人噁心的黃疸色。我開始擔心起來了。

 

我步行二里路，去了大隊醫務室，又找到蔣醫師。當年農村實行“赤腳醫生”制度，即選拔出一些有文化的農民，稍加訓練後，就在鄉下巡迴治療。這不能解決大問題，卻能在一定程度上減緩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西塘大隊只有這位蔣醫師是從縣醫院下來的，被鄉下人公認為最好的醫師。

 

我訴說了症狀，他檢查了一下，說我沒有發燒，不會有大病，可能太累了，休息一下就會好，要注意營養，多吃些臘肉、雞蛋等。可他的建議對我沒有用，因為我不僅沒有食慾，而且一看到油膩的東西就反胃，想吐。

 

剛好小謝參加縣知青代表大會回來。他順便去了醫院驗血，發現得了急性黃膽型肝炎，決定馬上回上海。

 

我翻出醫學手冊，找到了對肝炎病的形容：皮膚泛黃疸色，沒有食慾，怕油膩食品，體乏無力，等等。這與我的症狀完全相同，而且室友已確症為肝炎，我無法再抱僥倖心理——我患上了傳染性肝炎。

 

那時我已知道，肝炎症狀極其明顯。但蔣醫師仍然誤診，醫術也就可想而知，可據說他還是大隊四個赤腳醫生中最好的。真是庸醫誤病啊！不，那隻是反映了農村落後的醫療條件。

 

我決定與小謝一起回上海。可全身軟弱無力，村子離臨江車站有幾十里的路，就是去光華山林場搭拖拉機，也要步行五里路，我哪能走得動啊！鄉下人告訴我，只要打一針鹽水葡萄糖，就能立竿見影，恢復體力了。臨走前一天，我又去找蔣醫師，提出要求，他同意了。

 

當年的農村,尚沒有今天流行的打點滴，類似方式是用一個大針筒把鹽水葡萄糖液注射進靜脈血管。蔣醫師做好準備工作後，開始為我注射。我伸出了左手胳膊，他第一次把針頭扎進了我胳膊，沒有見到回血，就拔出來再扎進去，還是沒有回血，就再扎……就這樣地，進去再出來，反复地試了四五次。我睜大著眼睛，咬著牙，耐心地觀察著他的不懈努力。

 

他一邊工作，一邊解釋說，這個活挺難的，就得這麼地反复嘗試。他額頭上冒出了汗，也真難為他，為了找到我的血管，確是費了很大勁。好不容易才聽他說：“行了！”就開始為我注射。

 

在註射過程中，我的小臂感到又痛又漲。到最後，針筒裡尚餘下了約四分之一的葡萄糖液，無論他怎樣嘗試，還是無法注射完，也就只能作罷了。

 

 

第二天清晨，我們就動身了，先步行到林場，再搭上去臨江的拖拉機，最後才上了去上海的列車。我直到在車廂的位子坐下，才放鬆下來，那時就覺得左手臂漲得難受。我擄起了袖子，就吃了一驚，整個左小臂腫得像小腿那麼粗，而且有一大片淤青。我感到吃驚，因為不知道原因。

 

最後，我到了上海，突然地出現在家門口。家人們看到面黃肌瘦的我，驚愕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妹妹馬上帶著我去醫院看急診。

 

醫生也不等血的化驗結果，就根據初步診斷，要求我馬上住院，是傳染病隔離病房。在辦理住院手續時，還得稱體重。我一看，才九十八斤重，又吃了一驚——我曾做健身運動，肌肉比較發達，體重一直穩定地保持在一百二十五斤左右，身體又沒有什麼脂肪，怎麼會瘦這麼多？

 

在抽血化验时，我心里着实害怕，因为有过蒋医师打针的经历，但还是装出勇敢的样子——男子汉哪能怕痛啊！我左臂的淤青和水肿尚未完全消除，所以只能伸出了右手臂。只见她用橡胶管把我胳膊捆上，把注射针头敏捷地扎向我手臂，一针见血，然后缓缓地抽出了血液。拔出针尖也是快速地一下，然后熟练地压上棉花球。我几乎没有痛的感觉。

 

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禁肃然起敬，佩服地说：“医生，你的技术可真高明哪！”

 

她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你锻炼过身体，血管很粗，这是最容易的。我们在实习时，都要用兔子耳朵的血管练习扎针。”

 

我告诉了她蒋医师为寻找我的血管，三番五次扎针的故事，她同情地摇了摇头。我又展示了仍青肿的左手臂，询问缘故。

 

她苦笑了:“因为针头没有扎进血管,葡萄糖液就都注射进了肌肉。”——难怪在蒋医师注射时，我又涨又痛，而且到最后也无法注射完所有针液。

 

跌倒了再爬起来

 

急性肝炎在初发期有传染性,必须住院隔离。在传染期过后，就可以出院疗养了。我出院后也与其他知青联系，他们在我和小谢离开后，都先后回了上海。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发牢骚，觉得农村太苦，没有前途，不想回去。

 

我妈妈说：“即使他们不回去，你还是按时回去，正好有机会表现自己。”

 

所以，春节后不久，我就先回到了乡下。后来听说，村里老表已在议论，说知青们正躲在上海享清福，不回来了。但见到我后，就知道我体质确实不好。所幸的是，那次大病给予我一个重大教训，使我开始注意身体。我逐渐地康复了。转眼又到农忙时，我又投身于紧张的劳动中。

 

我亲眼目睹的一件惨事,令我极度得惊骇。我们隔壁住的是叶文照家, 他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小小的个子，连他老婆在他旁边都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但他却是村里有名的强劳动力，犁、耕、耙、挑担、推车，都是好样的。家中有五个小孩，最大的才十四岁，所以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他平时不苟言笑，也不会像某些农村干部那样，经常要我们从上海带回一些紧俏货。有次我送了他一条上海肥皂，这在那个年代是个稀罕物，备受农民欢迎，他却一定要付我钱。但是，在那冷淡的外表下，他是个热心肠的，对我们上海知青很照顾。

 

那一年春插农忙时，都没有看到叶文照，一打听才知道他病了。对乡下人来说，工分犹如生命。他没有出工，那就是说他病得不轻了。有一天，我又见他侄子用独轮车载着他出了村子，听说是去樟树县医院看病，那一定是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但过两天，他们又回来了，说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没有治了。让送回来，那就是等死。

 

下放在我们村的小匡原是樟树卫生学校的。她告诉我们，急性肝炎若没有及时治疗，那就会转化为肝癌。

 

我们也去探望了文照。他已痛得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手里抓着一根拐杖，上身趴在桌上，痛苦地在哼着。他肚子鼓得大大的，已有腹水了。见到了我们，又用拐杖示意别走近——据说肝癌晚期的传染性最强。到那个时候他还在为人着想。

 

他老婆在客厅给我们让了座，从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呻吟声：“老天为啥要我受这个罪啊……我这辈子没有害过谁……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哪！”真是惨不忍睹。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听说他精神好了一些，还喝了半碗粥。有经验的老人却悄悄地议论：“这是回光返照。”果然当天晚上，我们就听到他家方向传来了嚎啕大哭声。

 

村民们就讨论开了，为什么村里有这么多的肝炎病患者？小匡说：是公共厕所位置不恰当，离水井太近了。

 

那所谓的公共厕所，也就是一个土砖盖成的简易房子，里面是一个粪池，像游泳池那样的坑，上面横放着一些木板条，出恭就蹲在两条木条之间完成。那环境实在不是很好，特别在夏天，苍蝇纷飞，奇臭无比。我们刚到时就很不习惯。记得一次我解手时，突然注意到底下粪池里的积留物似乎在蠕动着，再仔细一看，天哪，那全部是蛆呀！真是恶心死了。

 

叶家村的公共厕所离水井才二十几米远，而且又是在坡上。小匡分析说，粪池里的积留物会随着地下水渗到井中去，而农村又习惯于直接从井里舀凉水喝，极不卫生。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把厕所挪到远一些的地方。大伙都觉得言之有理，也同意这么做，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行动。

 

后来，我们上海知青都搬去了麾石村。再后来，我一次路过叶家村，看到厕所还在原来位置，水井还在继续使用，但村子也还是人丁兴旺。是啊，咱祖祖辈辈不就是生活在这土地上，不就那么地生息繁衍吗？生命本来就是来去匆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西塘大队把我们尚在那里的十三个上海知青都集中到了麾石村。那时在政治上是宣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际中的下乡知青却经历了一些极其悲惨的事。据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都为之动容、震怒。后来国务院就下了专门文件，要落实知识青年的政策，也就有了大队领导把上海知青迁到麾石村的决定。

 

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干瘦的小老头，留着络腮胡子，又驼着背，文化程度不高，说话带一口浓重的地方土音。他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对我们上海知青也挺关心的。这次他也亲自过问，为我们落实住房和生活问题。

 

麾石村原只是有三五户人家的小村，却有七十多亩水田，人少田多，历来要从外村抽调劳动力过去。大队在那里办过企业队，推行集体养猪，制作油面、米粉等地方特产，现又把这个村子办成了知青队。

 

村里的一栋土砖房，原是生产队的仓库，临时就改为上海知青的住房。里面隔出了四个房间，我和小谢、小陈住一间，小毛、小宦、小沈住一间，另外两个大间就留给了七个女知青。

 

一下子，这个偏僻小村就汇集了这么些上海人，竟成了半个小上海，也就热闹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