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在崎岖小路上攀登

    今天我有勇气说出读博士的经历，是因为我的侥幸：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曾被崔教授完全否定，最后却获得国际商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这也就是对否定之否定。若非如此，也许我也不愿说出这些过去，也许我也只会小心地把心口的创伤掩饰起来。

    博士学习的第一关是资格考试，只有通过这个考试，才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博士资格考试通常在第二学期完成，主要是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作一总体评估，以决定其是否具有完成博士学业的能力。考试通过后，将进一步确定学习方向。考生在考前心理压力比较大，因为资格考试是口试，考官可以问任何问题，而且此项考试只有一次机会，如不能通过就要退出项目。

　　由于我们专业三位教授的离开，我的博士资格考试一直延迟到了第二学年才举行。考试委员会由系主任巴考斯基教授主持，其他成员包括崔、克拉里、珂勒、科兰多夫几位教授。考试定在3月15日上午10点。这一时间是由秘书安排的，她定了一个大家都没有课时的空档。所有相关人员也就收到了系主任的备忘录，知道了考试时间和地点。

　　在众考官中，崔教授最难以预测的。我先去见他，他也刚看到会议通知，脸色很不好。他动怒了，因为会议安排没事先征得他同意——他是教授，不是大兵，不是来听人发号施令的，开会也要先商量。他就给巴考斯基主任回了个备忘录。

巴考斯基主任：

你所定的刘先生的博士资格考试时间对我不合适，因为这正是我坐办公室的时间。希望你重新定时间，并一定要先问过我。

                              崔

　　这本是小事，他却反应如此强烈，有些过分了。那一刻，我就怕他会推行连坐制度，殃及无辜，对我的考试不利，急着去找了系主任汇报。结果还是巴考斯基教授去崔的办公室，向他当面表示歉意，才算没事。博士资格考试还是按期举行，一切都顺利，因为我已准备很充分了。我通过了考试后，就是正式的博士候选人了。

    韩国同学李始勋的博士资格考试就更多了一些意外。他的第二专业是金融，所以在考官席上还坐着个金融教授。在考试时，金融教授问道：“公司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现代财务学最基础的问题，看得出来他并不想为难学生。

　　“股东财富最大化，更具体地说，就是公司股票价格最大化。”始勋自信地回答。这是标准答案，教授赞许地点了下头。

　　崔教授却不以为然，插嘴说：“公司目标怎可能只是股票价格最大化呢？那是财务学的观点，太简单化了，是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

　　他的评论是冲着始勋来的，却把那财务教授给惹恼了：“为什么不实际？现代财务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是以数据说话的实证科学。”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已发表的研究专著来支持其观点。

　　崔教授的脸，因激动而微微发红：“一个公司的经营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等整个过程，它们的目标怎能笼统地概括为价值最大化呢？”他争辩说。

    那个金融教授也毫不相让，以财务学严谨的逻辑进行反击。这两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就针尖对麦芒地干起来了……

　　这时始勋擦了下冷汗，稍稍松口气，观起战来。渐渐地，那个财务教授开始占上风了，他的雄辩压下了崔教授。那倒也不见得是他真理在手，他是正宗美国人，在英语口头表达能力上占了优势。

　　最后，巴考斯基教授不得不介入了：“我建议两位教授可以在会后进一步探讨，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让博士考生多一些机会表达意见。”这才结束了这场口水战。

有了那场激烈的辩论，考试也就草草地收场了。始勋后来笑着告诉我，他不仅幸灾乐祸，而且感到幸运。因为他太太那几天刚生了小孩，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站在考场里，心里发虚。可由于那场冲突，他蒙混过关了。

　　——这场争端由崔教授挑起，也是他的错。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和局限性。所以，跨专业的学术讨论是很难进行的。当财务教授提出了财务专业的问题，始勋就要从那学科的角度来回答。可是，崔教授却从他领域的角度来评价另一个领域的研究，这是不妥的，也显示了他的固执和片面性。　

逆水行舟却无济于事

　　前面提到，我修崔教授第一门课时，徐宁在投诉他，他有压力，为要拉拢我，对我也就没有太为难，那门课给了我B的成绩。这低于我的目标，但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成绩，我就够满意了。

　　在徐宁离开后，她投诉案的调查也就中止了。天下似乎是太平了，崔教授逐渐地也就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我修完了基础课程后，开始上他的专业课。在接触过程中，他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过去徐宁对他的许多指控，那时听起来难以置信，却身临其境地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上他一门国际管理课，那是MBA硕士课程。他说我是博士生，除了要与全班一起参加考试外，还要再写一篇学期报告。这也是合理的。可美国教授一般对学生的学期报告的内容只有一个大致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去发挥。但崔教授却规定要先有一个课题大纲（Topic Proposal），而且要在大纲得到批准后才能正式写这个报告。

　　为了早日得到他的批准，我积极地去图书馆查资料，阅读有关文章，忙碌了两个星期。最后，我终于完成了课题大纲。在一次下课后，我就把大纲交给了他。他仅是瞄了一下标题，就把它朝我一扔，就否定了。他要我回去修改，并就此发表了一番议论。我按他的意思改完后，再交给了他。他看了第一个句子又是驳回了，这次他全盘否定了这个题目，也否定了他前次发表的意见，他要我重新选择报告题目。

　　我又去图书馆寻找资料，重新定题目，第三次我将一个新的课题大纲交上去，他当场看了一下，又是不满意，当时就打回来了。就为那个报告题目，我与他来来去去，整整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仍得不到他的批准。每次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交给他后，他就是草草看一下，评论一番，就退回来，要我重做。

    后来我明白了，我这么一次次地把课题大纲交给他，再聆听他的口头教诲，是不会有结果的。应该是以书面交流。我又完成了大纲，直接放入他的办公室信箱。那样，他先要阅读完书面报告，才能发表高见，而且也是书面的。那样，我起码也有了证据，证明我在不断努力，而且他也不能口说无凭的任意评论。

       他果然又把我的课题大纲驳回了，上面一堆批评语，还是不批准。就这样地，我前后给他交上去了四个大纲，每一个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结果都被他否定了。退回的材料上甚至留下这样的书面评语：“你可有两种选择：或是按我的要求完成报告，或是按你的想法随便写个报告。一切在于你了。”不满之意跃然纸上。

已近学期末了，我却连题目都无法得到通过，实在急得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以一个被他否决的大纲为基础，完成了学期报告。我没敢当面交给他，而是留在了他的办公室信箱。

崔教授批了我的报告，分数是59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我的考试分数应该是全班上最高的，或是最高的之一，但因为这个报告，我的最后成绩是C，这还是我竭尽全力的结果。我拿到了我的第一个C，感到无助、无奈。

　　他说话很不客气：“你不适于读博士，你不属于这里。”接下来就是威胁性的了：“我在考虑，是否要向系主任建议，中止你的研究生资助。”

　　在那个时代，中国学生能够在美国读书，完全是靠学校的经济资助。如果我的奖学金中止了，那不仅无法继续学习，连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都没有了。我本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博士读出来的，那时觉得像一只过河的卒子，都没有退路了。

　　因为我还有授课任务，工作和学习极其繁忙。可是，我知道崔教授难以对付，所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他的课程上，即使如此，仍然无法得到他的满意。我每次受挫后是加倍的努力，可是再次努力带来的还是挫折。我受到他经常性的批评，我听着他带侮辱性的语言，心中压力越来越大，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我在愤怒之余，还是尽力去自我反省。是的，我的确很努力，可仍未得到崔教授的满意。那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故意刁难我，或是我的水平太差了。如果说崔教授在整人，可他与我前世无仇，今世无怨，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第二种情况，一定是我的能力不够，无法达到博士所要求的学术能力。

要承认自己的无能，那是痛苦的。可事实即使残酷，我也不能不面对——那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自信心正在被逐步地摧毁，那才是最可怕的。

　　国际商学专业还新来了个教授，泊萨博士，是教国际金融的。他起初对我挺友善，可后来态度越来越恶劣，甚至是刁难。我修他的国际金融课，期中考试结果出来后，他把考卷发还给学生，我的成绩是A。期末考后，我的最终成绩却是C。我觉得我那一次的考试也还不错，就去找他查询考卷。他说考卷是他的财产，不能还给我。

　　我忍气吞声，但心里明白这是刁难：他期中考的试卷都还给了学生，为什么期末考卷就不能呢？他有意整我，可我又没有得罪过他呀？唯一的解释是崔教授的影响。因为泊萨也是刚来，他要与更资深的崔教授搞好关系。

　　学校规定在校研究生的平均分数不能低于3.0（即B的成绩）。如果不是因为我其它课程的分数较好，都可能要被中止学业了。

     连接: 同归于尽是下策